姬永海成为公社最年轻的国家干部， 荣誉加身，却夜夜对着奖章难眠。
坊间流言说他攀附富贵，要抛弃农村的未婚妻。（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时的未婚妻已经不是永海5岁时为给他四姑父家招弟而定的娃娃亲。此时他的小表姐招兰芳已经和临湖乡的工友结婚生子了。然四姑父家自招了小表弟之后，又连续添了两个小表弟。好像这永海真有招弟的灵性，但终究他没有成为四姑父家的二姑娘女婿）
他索性带着她在流言蜚语中穿行； 当众人等着他栽跟头时， 他埋头耕耘，把算盘打得山响—— 这算盘珠子，早已浸透河西泥土的咸腥。
临湖公社农经站的窗格子，被暮春的雨水渍染成模糊的水墨画。
窗外，洪泽湖吹来的风裹着水汽，粘滞地拂过南三河新绿的芦苇梢头，又扑进这间弥漫着劣质烟草和旧纸堆气味的屋子。
姬永海正埋首在一叠报表里。日光灯管滋滋作响，惨白的光落在他刚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领口上，也落在他面前摊开的表格上。
那上面密布着各大队上报的田亩数字、作物种类、包产到户的初步意向，像一张巨大的、尚未织就的蛛网。
他指尖蘸了点唾沫，翻过一页粗糙的纸张，发出“嚓啦”一声轻响，随即，那杆笔杆磨得发亮的“英雄”牌钢笔便又沙沙地动了起来，在纸上勾画、计算。
他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刻板的专注，仿佛要把每一寸土地、每一粒可能的收成，都框进这冰冷的表格格子里去。
“永海！”农经站的老站长田德宽推门进来，带进一股湿冷的潮气和风尘气。
他年近五十岁，脸颊被湖风吹得黝黑粗粝，像一块常年被湖水拍打的石头。
他手里捏着一份红头文件，声音洪亮，震得窗棂上积年的灰尘簌簌落下。
“县里的通知！催得急！要在夏收前，把咱们临湖推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总结，形成典型材料，报上去！要在全县推广！”
他几步走到姬永海桌前，把那薄薄的几页纸重重拍在摊开的报表上，溅起一点浮尘。
姬永海抬起头，眼神从报表上移开，像从深水里浮上来，还带着点迷蒙的专注。
他接过文件，目光扫过那鲜红的印章和紧迫的措辞，指腹下意识地摩挲着文件粗糙的边缘。
四年前大队会计室里那份招考简章冰冷的触感，仿佛又回到了指尖。
“田站长，”他开口，声音有些干涩，“这材料……时间紧，各大队情况差异大，数据核准需要时间。”
田德宽大手一挥，那动作带起的风把桌上的几张纸片都掀了起来：
“没时间也得挤！县里农工部盯着呢！我看这担子，非你莫属！你小子年轻，脑子活络，又是从最底下摸爬滚打上来的，懂田里的门道，也懂账本上的关窍！别给我推！”
他布满老茧的手掌重重落在姬永海肩上，那力道沉甸甸的，带着不容置疑的托付。
“放手干！要人给人，要数据让大队会计们连夜给你送来！拿出你考头名状元的劲儿来！”
肩上的重量和话语里的分量，让姬永海心头猛地一热，随即又像被投入了一块冰。
他张了张嘴，最终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好，我试试。”
窗外的雨丝似乎更密了，斜斜地打在玻璃上，蜿蜒流淌，像一道道浑浊的泪痕。
接下来的日子，姬永海像一颗被鞭子抽打的陀螺。
他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呻吟的“老坦克”自行车，车把上挂个磨损得辨不出原色的帆布包，里面塞满了表格、算盘和厚厚的笔记本，在公社通往各大队的泥泞土路上来回奔波。
车轮碾过刚下过雨的烂泥路，甩起的泥浆糊满了裤脚和车架。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田埂，蹲在刚翻开的、散发着浓郁腥气的新鲜泥土旁，听老农吧嗒着旱烟袋，用含混的方言絮叨着对“包产到户”的疑虑和期望。
他坐在大队部昏暗的油灯下，与那些眉头紧锁的会计们反复核对土地等级、人口基数、农具折价，算盘珠子在寂静的夜里噼啪作响，如同急雨敲打着算盘框。
“永海会计，”郭庄大队的老会计郭老栓，一个脸膛黑红、手指关节粗大的老汉，眯着眼看姬永海在油灯下飞快地拨弄算盘，核算着他们队里几块争议田的等级划分。
“你这手活计，利索！可这‘大包干’，真能成？别又跟当年吃大食堂似的，一阵风过去，剩下一地鸡毛？”
姬永海手指一顿，算盘珠子的脆响戛然而止。
他抬起头，油灯昏黄的光映着他年轻却带着疲惫的脸。
他放下笔，拿起桌上的粗瓷茶缸，里面是早已凉透的浓茶，仰脖灌了一大口，苦涩的滋味直冲喉咙。
“老栓叔，”他抹了把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稳的力量，“政策定了，咱们就得想法子让它落地生根。
怕，解决不了问题。账算得越清楚，大家心里越有底，吵吵嚷嚷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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