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乱世，金戈铁马，英雄辈出。世人皆颂诸葛武侯鞠躬尽瘁，叹关张赵马黄勇冠三军，却少有人知，在成都深宫之内，有一位以一身正气撑持朝纲的臣子。
他无北伐之功，无开疆之绩，却以公心为刃，以直谏为盾，上匡君主，下抑奸佞，守住季汉最后的清明。
他便是董允，字休昭，蜀汉四英之一，一个被史书轻描淡写，却撑起季汉后半程的孤直忠臣。
陈寿在《三国志》中叹其“秉心公亮”，蜀人追思其德，将他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为“四英”。
董允的人生底色，从出生起便已注定。
他的父亲董和，字幼宰，是汉末三国时期有名的清官廉吏。董和祖籍南郡枝江，祖上本是巴郡江州人，汉末天下大乱，董和率领宗族西迁益州，被益州牧刘璋任命为牛鞞长、江原长，后升任成都令。
当时的蜀地，历经多年安稳，富庶繁华，豪门世家奢靡成风，婚丧嫁娶极尽铺张，富商大贾衣着锦绣，饮食珍馐，甚至逾越礼制，效仿王侯。
董和上任后，以身作则，粗衣蔬食，严令禁止奢靡逾制，制定规矩约束民风。他为官清廉，执法公正，深得百姓爱戴，却也得罪了当地豪强。
豪强们向刘璋进谗言，请求将董和调任巴东属国都尉，结果成都百姓扶老携幼，数千人拦路挽留，刘璋无奈，只得让董和留任两年。
两年后，董和升任益州太守，依旧清廉简约，对待少数民族推心置腹，南中百姓无不敬服。
刘备平定益州后，征召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处理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务。两人共事七年，志同道合，董和遇事尽心尽责，哪怕一件事有不妥之处，也会反复往返十次，向诸葛亮直言进谏，毫无保留。
诸葛亮后来担任丞相，教导下属时，每每提及董和，都满是追思与敬佩：“参署的职责，就是集思广益，若为了避开小嫌隙，不敢反复劝谏，就会造成过失。徐元直能直言不讳，董幼宰更是勤恳尽责，事有不至，十反启告。若能学到他们的一分忠心，就能少犯许多过错。”
董和为官二十余年，去世时家中没有一石多余的粮食，没有一件值钱的财物，清廉之名，传遍益州。
董允自幼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父亲的正直、清廉、忠诚，如同刻在骨血里的印记，深深影响着他。
彼时的天下，群雄逐鹿，刘备历经半生颠沛，终于在益州站稳脚跟，建立季汉基业。章武元年，刘备称帝，立刘禅为太子，深谙董允品行的刘备，当即选中董允，任命他为太子舍人，后调任太子洗马。
太子舍人、洗马，皆是太子身边的近臣，负责陪伴太子读书、处理东宫事务，是未来皇帝的核心班底。能担此任者，必是君主极度信任、品行无可挑剔之人。
章武三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逝，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嘱咐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十七岁的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史称后主。董允随之升迁，被任命为黄门侍郎。黄门侍郎是宫廷近臣，负责传递诏令、侍奉皇帝，身处权力核心，是连接皇帝与朝堂的关键职位。
此时的季汉，内有百废待兴，外有魏吴环伺，诸葛亮身为丞相，总揽朝政，励精图治，南征平乱，积蓄力量，准备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筹备北伐事宜。
临行前，诸葛亮最放心不下的，不是前线的战事，而是后方的宫廷。后主刘禅年轻，涉世未深，不辨忠奸，容易被身边小人蛊惑。一旦宫廷生乱，前方北伐必将功亏一篑。
在诸葛亮心中，能托付宫廷事务，匡正君主过失的人，唯有董允。
董允秉心公亮，正直无私，侍奉太子多年，对刘禅忠心耿耿，且不慕名利，不结党羽，是守护宫廷的最佳人选。于是，诸葛亮写下千古名篇《出师表》，在表中，他向后主郑重举荐董允：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
一句“悉以咨之”，将宫中大小事务，尽数托付给董允等人；一句“戮允等以彰其慢”，可见诸葛亮对董允的期许之重，也将董允推到了宫廷核心的位置。
在诸葛亮看来，董允就是宫廷的“定海神针”，有他在，就能杜绝奸邪，保证后主不被迷惑，后方安稳无忧。
诸葛亮北伐后，立即调整人事，任命费祎为参军，随自己出征汉中，董允则升任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辖宿卫亲兵。
侍中，是皇帝的首席顾问，可出入宫廷，参与决策，话语权极重；虎贲中郎将，统领宫廷宿卫亲兵，手握皇宫兵权，负责皇帝与宫廷的安全。一文一武，一内一外，董允身兼两职，成为季汉宫廷的实际掌控者。
一同担任侍中的郭攸之，性格温和，为人随和，只是挂名充数，不敢直言进谏。于是，宫中劝谏、规正、防奸的重任，尽数落在董允一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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