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交，费祎在蜀汉中枢的政务处理上，也展现出惊人的天赋。他识悟过人，过目不忘，处理公文时，只需扫一眼，便知其中要义，效率远超常人。董允曾效仿费祎，想要轻松理政，结果不到十天，政务便堆积如山，董允不禁感叹：“人与人的才能差距，竟如此之大！费文伟处理政务，半日便可做完我一日之事，且毫无差错，我远不及他。”
诸葛亮北伐期间，费祎历任中护军、司马，随军出征，成为诸葛亮的左膀右臂。此时的蜀军大营，有一个致命的隐患：魏延与杨仪的矛盾。
魏延，蜀汉名将，勇猛善战，战功赫赫，却性格孤傲，目中无人；杨仪，擅长政务，筹划粮草，精明干练，却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两人一文一武，皆是诸葛亮倚重的人才，却势如水火，动辄争吵，甚至魏延曾拔刀相向，杨仪痛哭流涕，军中上下无人敢劝。
唯有费祎，能在两人之间周旋调和。他深知，魏延与杨仪是蜀汉的栋梁，若二人反目，蜀军必乱，北伐大业必毁。于是，费祎时常出入两人营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魏延收敛傲气，劝杨仪放宽心胸，在两人之间拆谎、圆场、安抚，让两人各尽其才，为北伐效力。
《三国志》记载：“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可以说，诸葛亮北伐能顺利推进，费祎的调和之功，功不可没。他就像一根纽带，将性格迥异、矛盾重重的两人绑在一起，维系着蜀军的稳定。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临终前，指定蒋琬、费祎为接班人，明确了蜀汉的权力传承。诸葛亮一死，蜀军群龙无首，魏延与杨仪的矛盾彻底爆发，蜀汉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
杨仪遵照诸葛亮遗命，主持撤军，魏延却拒不服从，怒道：“丞相虽亡，我自健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我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魏延率军阻拦蜀军退路，杨仪下令反击，两军对峙，蜀汉内战一触即发。关键时刻，又是费祎挺身而出。他孤身前往魏延大营，假意安抚，劝说魏延，稳住魏延的情绪，同时暗中将魏延的意图告知杨仪与蜀军诸将，为蜀军部署争取了时间。
最终，魏延兵败被杀，杨仪率军凯旋，蜀汉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可杨仪却自以为功勋盖世，想要取代蒋琬执掌大权，整日怨天尤人，言辞狂悖。满朝文武畏惧杨仪的言辞，无人敢与之接触，唯有费祎，前往探望安抚。
杨仪对费祎口出狂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番话，已是谋逆之言，费祎不动声色，暗中将此话密奏刘禅。朝廷随即下令，将杨仪废为庶民，徙至汉嘉郡，避免了蜀汉中枢的再次动荡。
费祎的智慧，不在于争权夺利，而在于以大局为重，以社稷为先。
诸葛亮死后，蒋琬出任尚书令，执掌朝政，费祎升任后军师，不久又代蒋琬为尚书令，成为蜀汉中枢的二号人物。延熙六年，蒋琬病重，请求将大权让与费祎，刘禅任命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正式成为蜀汉的一把手，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执政时代。
此时的蜀汉，历经诸葛亮五次北伐，国力损耗严重，百姓疲弊，国库空虚，而曹魏国力日盛，东吴局势动荡，蜀汉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北伐。费祎深知蜀汉的国力短板，他继承诸葛亮的治国理念，却不循北伐之策，力行休养生息，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守成之路。
内政上，费祎宽济博爱，清廉自守。他简化政务，减轻百姓赋税徭役，鼓励农桑，恢复生产。他以身作则，家不积财，儿子们皆布衣素食，出门无车马，与寻常百姓无异。他用人唯贤，不分派系，无论是荆州集团、东州集团还是益州本土士族，只要有才，皆予以重用，让蜀汉朝堂一片和谐。
他处理政务，举重若轻，每日清晨傍晚处理要务，其余时间接见宾客，饮酒下棋，却能将军国大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史书记载，他“识悟过人，每省读文书，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这般天赋，堪称千古罕见。
军事上，费祎以守为主，克制北伐。卫将军姜维，自诩才武，一心想要继承诸葛亮遗志，屡次请求大举北伐。费祎却始终压制，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每次姜维出兵，费祎只给不足万人的兵力，让他小打小闹，骚扰边境，绝不允许大规模用兵。在费祎看来，蜀汉国力弱小，经不起北伐的消耗，唯有休养生息，积攒国力，才是长久之计。
外交上，费祎继续维系吴蜀联盟，与东吴互通友好，让蜀汉东部边境无战事，得以集中精力防御曹魏，安抚国内。他的执政，让蜀汉在诸葛亮死后，依旧能屹立于三国之中，国祚延续近二十年，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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