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经济战火虽暂告段落，但它所点燃的猜忌、愤怒与野心，却如同野火燎原，再也无法熄灭。各国在暗流与摩擦中不断试探着彼此的底线，终于，零星的火花开始迸溅，预示着全面冲突的临近。
冲突首先在夹在齐、楚两大强国之间的泗上诸侯国爆发。这里的小国如郯、邾、莒等，历来是两大霸主争夺影响力的前沿。
楚国在稳定了淮北粮价后，为彰显霸权，弥补此前受商战干扰的威望损失，楚庄王遣使至郯国，强令郯君增加对楚国的贡赋，并要求郯国允许楚国在其境内设立税卡，监控往来齐国的商旅。
郯国弱小，不敢直接违逆楚国，郯君只得派使者秘密前往临淄求助。
齐顷公闻讯，勃然大怒：“楚人欺人太甚！泗上之地，乃我齐国之屏障，岂容楚蛮伸手攫取！”他深知，若坐视楚国控制郯国，其他泗上小国必将纷纷倒向楚国，齐国的战略空间将被严重压缩。
在“鸱夷子皮”的建议下（范蠡虽准备抽身，但尚未完全离开，仍需维持表面上的合作），齐国采取了强硬而谨慎的反制。齐顷公一方面公开遣使斥责楚国“勒索小邦，破坏盟好”，另一方面，命大将高固率齐军精锐车兵五百乘，陈兵于齐郯边境，举行盛大的“狩阅”之举，实则武力威慑。同时，齐国宣布减免郯国部分贡品，并开放更多与郯国的贸易优惠。
楚庄王岂是肯低头之辈？他立即命令驻守在陈蔡方向的楚国右尹王子侧，率楚军一部南下，逼近郯国西境，与齐军隔空对峙。
一时间，郯国境内风云骤紧，齐楚两国的战车和旌旗遥遥相望，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一场因经济战衍生出的地缘政治摩擦，迅速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对峙。虽然大规模战事尚未爆发，但两国使者往来奔驰，言辞激烈，边境摩擦事件频发，战争的阴云首次如此真切地笼罩在泗水之上。
姑苏城内，被内部经济困境和齐楚对峙消息刺激的勾践，非但没有收敛，反而看到了一个可能扭转困局的“机遇”。
“齐楚相争，于我越国，乃是天赐良机！”勾践召见了丁固和司马石买，眼中闪烁着孤注一掷的光芒，“楚国主力被牵制在泗上、中原方向，其东南边境必然空虚。我越国新练之水师步卒，正可一试锋芒！”
丁固有些犹豫：“大王，我国新铸钱币尚未通行，民间仍有怨言，此时兴兵，恐后勤不济……”
“正是因内部不稳，才需外战以聚民心！”勾践厉声打断，“吴地之民，畏威而不怀德！唯有不断地胜利，才能让他们忘记饥饿，记住越王的剑锋！况且，若能趁楚国之危，夺其江东、淮南之地，我越国疆域扩大，资源增多，何愁内部不宁？”
他早已受够了仰人鼻息、受制于齐的屈辱，也受够了国内吴人暗中的抵抗。他需要用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巩固他得来不易的霸权，转移内部尖锐的矛盾。
司马石买则从军事角度考虑：“大王，楚军虽主力北顾，然其东南亦有城邑守备，且楚人悍勇，不可轻敌。若要出兵，需寻一借口，以求师出有名。”
勾践阴冷一笑：“借口？何难之有！便言楚国收容我越国叛臣，或言楚人越境劫掠我边民！速去准备，寡人要亲征，兵锋直指楚国东方重镇——昭关！若能破关，则楚之江东门户洞开！”
勾践的决策，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再次悍然刺向已然绷紧的天下局势。他试图火中取栗，却不知这把火，很可能将他自己也焚为灰烬。
当东方和南方战云密布之时，晋国北方的边境却传来了不安的消息。活动于太行山一带的赤狄部落，因今年气候异常，水草不丰，开始大规模南下劫掠晋国边邑。
朝堂之上，晋景公召集众卿商议。
执政的栾书主张：“赤狄扰边，不过是疥癣之疾。如今齐楚相争于泗上，越国又蠢蠢欲动，此乃天下剧变之机。我晋国当养精蓄锐，坐观其变，待时而动，岂能因边狄小事而分散精力？”
赵朔出列反对：“执政之言，朔不敢苟同。正因为天下将乱，我晋国后方更需稳固！赤狄虽非强敌，然其来去如风，劫掠成性。若置之不理，边民涂炭，国土日削，何以聚民心、积国力？且狄患不平，他日我晋国若欲东出争霸，岂非腹背受敌？朔请命率赵氏之兵，北击赤狄，以靖边患！”
赵朔的考虑更为深远。一方面，平定狄患是保障封地和晋国整体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练兵和积累战功的机会，能进一步增强赵氏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实力。与西秦的暗中交易，已为他提供了部分战马和粮食，正好用于此次军事行动。
晋景公权衡再三，最终同意了赵朔的请求。他亦知内部卿族争斗激烈，需要平衡。让赵氏去应对狄患，既可安定边境，也可避免赵朔过多插手东方事务，与栾氏等产生直接冲突。
于是，赵朔整顿兵马，以赵氏家臣程婴等为臂膀，北上迎击赤狄。晋国的注意力，暂时被牵引向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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