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逝世，留给齐国的不仅是一片哀思，更是一个骤然失衡的权力结构和骤然加剧的内外危机。鲍叔牙与隰朋，这两位被寄予厚望的托孤重臣，尚未从悲痛中完全走出，便已不得不扛起千钧重担，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
鲍叔牙恪守对故友的承诺，以耄耋之年强撑病体，每日黎明即入宫署理政务。他深知自己长于德行威望而短于管仲那般机变百出的谋略，故行事更加谨慎守正，一切皆遵循法度与管仲生前定下的章程。
他坐镇朝堂，首要之事便是稳固宫禁，严防刺杀太子昭的悲剧重演。他撤换了所有关键位置的卫尉军官，皆由其门下忠诚可靠的弟子或旧部接任。对长卫姬所在的宫苑，他增加了明岗暗哨，美其名曰“加强护卫”，实则为严密监视，切断其与外界，尤其是与公子无亏府邸的频繁联系。此举虽有效压制了宫廷阴谋，却也招来了长卫姬及其党羽更深的怨恨。他们不敢直接攻击鲍叔牙，却开始在贵族圈子里散播流言，诽谤鲍叔牙“囚禁君夫人，欺凌孤寡，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试图污损其清誉。
同时，鲍叔牙极力维护太子昭的地位。凡朝会议政，必请太子昭于君侧聆听，并将一些不甚紧要的政务交其处理，锻炼其能力，树立其威信。他多次于桓公面前，恳切陈词，重申管仲临终关于“国本”的遗言，试图加固桓公的决心。然而，他耿直激切的言辞，往往让本就因失去管仲而精神萎靡的桓公感到压力与不适，效果适得其反。
相较于鲍叔牙的内守，大司行隰朋则疲于奔命于外。他甫一上任，便面临两大紧迫难题：兑现对助战诸侯的承诺，以及应对南方愈演愈烈的战事。
他亲自接待宋、鲁、卫三国使臣，依据各国出兵多寡（实则多为象征性陈兵），慷慨赠予金帛、盐铁作为酬谢。对鲁国，他更特意就“纻布税”一事再次委婉解释，并额外赠送了一批海盐，暂时缓和了两国因经济战而产生的芥蒂。然而，鲁侯对齐国霸主地位陨落的轻视已然种下，接待虽客气，却远不如往日恭顺。
真正的危机来自南方。楚令尹子文“静观其变”的策略，并非全然不动。相反，他指令前线楚军将领斗章，加大对齐国及其附庸的军事压力。就在隰朋忙于外交斡旋之际，紧急军报如雪片般飞入临淄：
楚军主力不再满足于骚扰粮道，开始大举围攻齐国位于淮河流域的几个重要军事据点。同时，楚人鼓动下的淮夷诸部，疯狂攻击徐、蔡等齐国的盟国，徐国告急的烽火一日三至！ 更糟糕的是，一直与齐国若即若离的郑国，在楚国的威逼利诱下，态度急剧摇摆。郑文公竟下令关闭了境内通往齐国的主要关隘，虽未公然投楚，却实质性地断绝了齐国一支潜在援军的通道，并严重影响了齐楚前线与临淄之间的通讯联络。
隰朋忧心如焚，连夜求见桓公与鲍叔牙。“君上，鲍子！南境危矣！楚人见我仲父新丧，欺我国内不安，攻势骤疾。徐国若失，则我在淮泗之地再无屏障，楚兵可直逼泗上，威胁鲁、宋！郑国背约，更是雪上加霜！请速发援军，并遣使严责郑伯！”
然而，调兵遣将需要时间，更需要充足的粮秣和一位能征惯战的主帅。王子成父虽善战，但独木难支。桓公闻报，更是方寸大乱，只是喃喃道：“寡人知之矣……一切……一切皆由仲父与鲍卿、隰卿决断便是……”将难题全数推回。
就在鲍叔牙、隰朋为国事焦头烂额之际，竖貂、易牙等人却看到了巩固权力、扳倒政敌的绝佳机会。
他们利用日夜侍奉桓公的便利，对其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柔性情神”攻势。桓公因悲伤和衰老而变得脆弱、多疑且贪图安逸，他们便投其所好。
当桓公为南方战事忧心时，竖貂便一边为他捶腿，一边 softy 道：“大王何必过于忧心？楚人不过是疥癣之疾。我齐国有泰山之固，大河之险，纵使暂时小挫，又何伤霸业根本？鲍大夫和隰司行未免有些小题大做，终日将这些烦心事奏报，惹得大王心绪不宁，龙体堪忧啊。”
当桓公因鲍叔牙的直谏而感到压力时，易牙便端上精心烹制的羹汤，谄媚道：“大王尝此鲜味。唉，鲍大夫毕竟是三朝老臣，劳苦功高，只是这脾气……未免太过刚硬。他岂知大王失去仲父，心如刀割，正需静养？凡事若都能像小人这般，体恤君心，让大王舒坦些，岂不是更好？”
他们更恶毒的一招，是针对太子昭。他们见桓公偶尔对太子处理政务的些微瑕疵流露出不满，便趁机进言：“太子殿下自然是仁孝的，只是……似乎过于倚重鲍叔牙了。朝中已有人私议，说太子几如鲍氏之子，恐非国家之福啊……长公子无亏，勇武刚毅，颇有大王年轻时的风采，对大王更是至孝，日日于府中焚香祈祷大王安康呢……”
这些话语，如同慢性毒药，一点点侵蚀着桓公的判断力。他开始觉得鲍叔牙碍事，觉得隰朋无能，觉得太子柔弱，反而觉得这几个近侍体贴入微，言之“有理”。他对鲍、隰二人呈报的政务，尤其是需要艰难决策的军事调动，开始表现出不耐烦和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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