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选拔官员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官员大多从权贵子弟，比如郎中、中郎及二千石官员子弟或者富家子弟中挑选，他们未必就是贤能的人才；另一个是评判标准变成熬资历，只要任职时间长就能升官，却忽视了实际政绩——有能力的人可能被长期埋没，没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没能力的人反而靠时间混到了高位，这就导致挑选官员时贤愚难辨、廉耻不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让各地的高级官员，比如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从各自的管辖范围内选拔贤能得人才，每年必须推荐两人到朝廷任职，然后通过他们的表现考察推荐者的识人本事。如果推荐得是贤能的人才就奖赏，反之就惩罚，这样官员们就会全力的发掘人才，天下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其次选官还应打破时间长短定功劳的旧制，以他们的实际能力授予官职、以品德的高低决定职位的高低，这样才能让真正有能力的人上位，让没本事的人退位。还有个人修养也是十分重要的，古今圣人并非突然就显贵起来了，尧从诸侯起步，舜在民间崛起，都是靠积累而成的。一个人的言行无法隐藏，看似一个十分微小的选择却会慢慢地塑造命运：积累善行就如同身体生长一样，每天进步却不自知；积累恶行就如同灯油耗尽一样，不知不觉就走向了衰败。这就是为什么尧舜能流芳千古，桀纣却遗臭万年， 关键就在于是否注重 小事的积累：善待百姓的每一个决定，纠正弊端的每一次行动，看似细微，最终都会汇聚成改变天下的力量。生活就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组成的，把每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好，就算福分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但祸事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
所谓 的“道”，其实就是让人保持快乐而不放纵，始终做善事而不感觉到疲倦。人们如果遵循这个 “道” 来做事，万世都不会有弊端，如果出现了弊端，那必然是偏离了 “道”的范围。如果国家政治混乱、政令不通，一定是因为执行古代圣王的 “道” 的过程中有所偏离，这时就需要用 “道” 中被忽视的部分来补救出现的弊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治国方法各有各的侧重点（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但这并非彼此矛盾，而是因为他们各自面对前朝留下的社会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病。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能知道的；以后如果有朝代继承周代的制度，哪怕过了一百代，其制度也能推测出来。 这说明一个国家无论经过多少代君主，治国的根本原则都离不开夏、商、周这三种道的框架。为什么孔子没提夏代之前的虞舜和唐尧之间制度的增减呢？那是因为尧舜时代天下大治，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完全一致的，不需要修补弊端，所以只需要直接延续就行了。就像舜帝继位后，只是按天意修改了历法和礼仪颜色，其他的政策完全沿用尧的做法，本质上并未改变道的核心。道之所以深远博大，是因为它源于自然规律和正义原则，只要这二者不变，道的核心就不会变。比如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都是直接传承治国之道，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不需要纠错，自然就无需改变。由此可见：如果继承的是一个治理良好的朝代，只需要延续原有的“道”就行了；如果继承的是一个混乱的朝代，那就必须通过调整具体方法来修复“道”的完整，但 “道” 的核心（如仁、义、礼）却是永远不变的。
汉朝建立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之后，理应改变周代那些过于繁琐的礼仪制度，回归夏代推崇的忠直之道即朴实真诚、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可为什么古今差距如此之大呢？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治国的根本原则，或许是违背了自然规律。这就像自然界中，长了锋利牙齿的动物不会再长角，长了翅膀的鸟类却只有两只脚，这是上天让得到大便利的事物不再获取小利益。同样的道理，古代的官员享受了朝廷的俸禄，就不能再靠体力谋生或从事商业了，这也是得大利者不取小利的天道体现。但如今我们的很多官员那是既享受国家的高官厚禄，又凭借自己的权势与百姓争利。他们富裕显贵却经营工商业，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竞争得过呢？这样下去百姓只会越来越贫困，富人奢侈无度，穷人走投无路，自然就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此时即便刑罚再多，也无法阻止百姓犯罪了，因为根本问题就在于官员与百姓争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官员本应是百姓的榜样，百姓和远方民族都在观察和效仿他们的行为。如果官员一心追逐钱财、害怕贫穷，就违背了自身的职责（官员该追求的是仁、义、道、德，担心的应是无法用仁、义教化百姓，而非计较个人得失）。《易经》里说 背着东西乘车会招来强盗，意思是身居高位却做着百姓谋生的事，必然会引发祸患。真正的官员行事，应该像春秋时期鲁国丞相公仪休那样，坚决拒绝与民争利、坚守君子之道。此外，天下统一是古今不变的道义，但如今各学派观点不一、百家学说混乱，导致君主无法统一思想，国家的法令制度频繁变动，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对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凡是不属于儒家 《诗》《书》《礼》《乐》《易》《春秋》和孔子学说的其他思想，应当统统禁止传播。只有禁止了这种扰乱国家思想的学说、消除了学派混乱的现象，才能让国家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让百姓知道该遵循什么。这既是维护国家稳定的根本，也是实现天下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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