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边刚泛起鱼肚白，苏晴晴就起身了。刘翠娥起得更早，已经在厨房里忙活，灶膛火光跳动。她用新井的水，给女儿煮了两个红薯，又烙了一张薄薄的饼子。
“晴晴，都带上，路上饿了吃。”她将温热的食物用干净的布包好，塞进苏晴晴的竹筐里，嘴里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路上口渴了就喝水，别舍不得。钱收好，别露出来。到了县城，别往人多的地方凑，买完东西就回来，听见没有？”
“知道了，娘。”苏晴晴耐心应着，任由母亲在身上拍打，整理衣角。
苏大海从里屋走出，将一个布包严实的小包递给女儿。苏晴晴接过，手心一沉，布包里正是昨天爹给她的那对小巧金镏子，款式虽老，分量实实在在。
“爹，娘，我走了。”她将竹筐背在身后，冲着父母挥了挥手。
“早点回来！”刘翠娥追到院门口，一直看着女儿的身影消失在村口小路上，才用围裙擦了擦湿润的眼角。
苏晴晴走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清晨空气带着微凉湿意，路边野草挂着露珠，她步伐轻快，精力充沛。十几里的路，对如今身体素质大为改善的苏晴晴来说，并不吃力。将近中午时，碧海县城低矮的轮廓终于出现在眼前。
和渔光村比起来，县城无疑是繁华的。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虽不宽，但还算整洁。两旁是些低矮的砖瓦房，偶尔能看到一两栋两层小楼，那是县政府或什么重要单位的办公楼。街上行人多了起来，穿着打扮也比村里人整齐。有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有穿干部服的干部，还有背着书包的学生，叽叽喳喳跑过。
苏晴晴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的“大城市”，好奇地打量四周，同时保持警惕。她按照记忆里的方向，很快就找到了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供销社。
碧海县供销社是县城里少有的二层楼，灰砖墙面被海风侵蚀得斑驳，墙角长着青苔，透着一股年代久远的沉肃。门口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红底金字招牌，漆色鲜亮，与陈旧墙体形成鲜明对比，在阳光下很是扎眼。门槛被踩得油光水滑，人们背着空背篓进去，提着沉甸甸的网兜出来，脸上或满足或失落，构成了这小城最真实的悲欢。
苏晴晴收敛眼中神采，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怯生生的农村姑娘，低着头迈了进去。一股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气味瞬间将她包裹。那不是单纯的香或臭，而是一种混杂的、带着生活烙印的味道——碱性极强的胰子皂的利落、煤油的辛辣、新布料的浆硬、酱菜的咸鲜，还有烟草和汗水的淡淡气息，全都揉碎了，沉淀在这半明半暗的空间里，成了七十年代最奢侈的芬芳。
高高的木制柜台将内外隔成两个世界，玻璃挡板上印着模糊的手印。柜台后面，货架上整齐码放着各种商品，从暖水瓶到搪瓷盆，从成卷的草纸到一排排牙膏，每一样都像是被精心看守的宝藏。光线从高窗透进来，在空气微尘中拉出条条光带，照得售货员手里那把算盘的木珠子温润油亮。
苏晴晴没有急着去看最显眼的布料，而是先走向角落里卖日用杂货的柜台，那里人最少。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年轻女售货员，正百无聊赖地用指甲刮着柜台上的木纹，见有人影投在面前，才懒洋洋抬起眼皮，目光在她身上一扫而过。
“同志，买什么？”
“要一斤盐。”苏晴晴将准备好的盐票和零钱放在了柜台上。
女售货员接过钱和票，熟练地用牛皮纸包了一包盐，用杆秤称了称，随手递给她。整个过程，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苏晴晴把盐放进竹筐，这才转身，走向最里面的布料柜台。这边的柜台前要热闹一些，几个穿着干净的妇女正围着一匹花布小声讨论。负责布料柜台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一头这个年代很时髦的卷发，正用一把木尺给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量布。
苏晴晴安静地等在一旁，目光扫过货架上的布料。大多是蓝色、灰色、绿色的劳动布，结实耐磨，但也有些颜色鲜亮的“的确良”，用料票和价格都高出一大截。她的目标很明确，是那匹挂在最里面的深蓝色帆布，看起来就厚实，最适合给哥哥们做干活穿的衣服。
“量好了，三尺，两块四毛钱，布票三尺。”卷发售货员声音清脆，手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
等那个男人心满意足地拿着布走了，苏晴晴才走上前。“同志，您好。”
卷发售货员抬眼打量她，看到她身上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和那胖乎乎的身材，嘴角撇了撇。“买什么？”
“我想看看那匹深蓝色的帆布。”苏晴晴指了指。
“那个结实，八毛钱一尺，也要布票。”售货员语其公事公办。
苏晴晴脸上露出为难神色，声音也放低了些，怯生生的。“同志，我……我布票不够。我哥哥在部队工地上干活，衣服都磨破了，我想给他做身新衣裳。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或者用别的东西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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