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六年五月初五，京北市的槐花香漫过全国议事会事务院的青砖灰瓦，细碎的花瓣落在回廊的青石板上，像铺了层香雪。议事厅里的长条木桌上摊着各省的春耕报表，米黄色的纸页上，红色的批注密密麻麻——南河省的小麦亩产较去年提高15%，浙省的早稻插播进度提前了七天，蒙古自治省的草原牧草覆盖率达82%。檐下的风铃在热风里轻响，叮咚声混着代表们的谈笑声，像在为一场关于乡村未来的讨论伴奏。
“议事长，各位代表，”坐在前排的农民代表王铁柱站起身，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卷着，露出小臂上被晒成古铜色的肌肉，手背上还留着几道春耕时被麦芒划的细痕。他手里捧着份厚厚的提案，纸页边缘被粗糙的手指捻得发卷，封面上用毛笔写着“乡村百姓公社发展提案”，字迹遒劲有力。“我是南河省西乡村的农民代表，今天想提个关于乡村发展的提案——建立乡村百姓公社，办公社企业，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辅，让咱农村也走上机械化、现代化的路！”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田埂上的泥土气和麦香，刚落音，议事厅里就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我示意他继续说，王铁柱深吸一口气，展开提案里的公社规划图，图是用牛皮纸画的，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一个个方框，旁边注着小字：“学校区”“生产区”“生活区”。“咱农民盼了一辈子，就想让日子过出个新模样。”他指着“生产区”的方框，眼里闪着光，“这公社啊，得是咱百姓自己的家：办公社企业，统一种植、统一加工、统一销售，计划着种啥、产啥，保证粮食安全和咱老百姓的口粮需求；剩下的份额搞市场经济，种点特色作物、搞点农产品加工，让咱的小米、红薯、茶叶能卖上价，不用再愁‘种得出、卖不掉’。”
他的手指移到“学校区”，语气沉了些：“就说咱村吧，娃们上学得走十五里山路，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到家，不少娃念到小学就辍学了。这公社得办公社小学、公社中学，让村里娃在村口就能上学；再办公社职业中学，教咱农民学农机、学技术，咱也能懂科学种田，不用再靠‘看天吃饭’。”他顿了顿，扫过台下的农民代表，“还有医疗！咱村的张大爷去年得了急病，等抬到镇上医院就晚了……公社医院得配足医生和药，小病不用出村，大病能及时转院；消防局、食堂、食品工厂、文旅司都得有，咱农村也得有城里的方便，还得有咱自己的文化味儿！”
王铁柱的话像颗石子投进水里，激起层层涟漪。东山省的农民代表张大叔猛地站起来，他黝黑的脸上带着急劲儿：“铁柱兄弟说得对！咱村去年响应政策买了台插秧机，花了三万多明元，可没人会用，说明书像看天书，机器就搁在院里落灰，心疼得我直掉泪。要是有公社职业中学教技术，再办个农机站统一管设备，谁想用就登记，用完保养好，机械化不就落实了？”
闽省的茶农李大姐也举起手，她手里捏着片新采的茶叶，茶尖还带着露水：“咱闽省的茶好，可没品牌、没销路，收购商压价压得狠，一斤好茶卖不上五十明元。公社食品工厂能搞深加工，把茶叶做成茶饼、茶膏；文旅司能办茶旅节，让城里人来采茶、品茶，这不就把市场经济盘活了？咱农民不光能靠种地挣钱，还能靠‘文化’挣钱！”
我看着规划图上密密麻麻的标注，指尖划过“计划经济为主体”几个字，想起马秀英在《秀英思想》里写的“农村稳则天下稳，农民富则国家富”。这些年农村变化大，水泥路通了，电网升级了，但和城市比还有不少短板：有的村没像样的学校，适龄儿童辍学率比城市高8%；有的村缺医少药，平均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不到城市的三分之一；有的村农机覆盖率不足30%，还是靠人力弯腰插秧、挥镰割麦，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种地。王铁柱的提案，正是要补上这些短板。
朱静雯翻着提案里的可行性报告，报告里夹着几张西乡村的照片：旧土房歪歪扭扭，农民在田里弯腰插秧，孩子们背着书包走在土路上。她指尖在“计划经济为主体”那行字上停了停，轻声说：“以计划经济保民生底线，比如粮食种植面积、基本农产品供应，由公社统一规划，确保‘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市场经济搞特色发展，比如有机蔬菜、乡村旅游、农产品深加工，让农民多挣钱，这个思路很实在。但得考虑各地差异——平原适合大型农机，山区得用小型设备；种粮区侧重口粮保障，经济作物区得拓销路，公社规划不能一刀切。”
事务院农业司司长推了推眼镜，翻开手里的调研数据：“我们跑了十六省的乡村，发现现在农村有三大难：技术缺、设施弱、销路窄。公社企业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计划经济保口粮，解决‘种啥稳’的问题，比如西乡村计划拿出80%的耕地种小麦、玉米，确保口粮自给；市场经济拓渠道，解决‘卖啥赚’的问题，剩下20%耕地种小米、红薯，搞特色种植；学校、医院、农机站配套，解决‘生活好’的问题。我们测算过，一个中等规模的公社（覆盖5-8个行政村），初期投入约500万明元，三年就能实现收支平衡，还能带动周边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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