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传说是 “洞口的异象”，讲的是那些落在科学解释之外的诡异事。这些事不是道听途说，有勘探队的人亲眼见过，还有学生亲身经历过，传得有鼻子有眼，让这些本来就凶险十分的土匪洞更添了层让人不敢靠近的恐怖。
1987 年秋，有一支上面下来的地质勘探队，共五个人带着罗盘、地质锤，还有当时稀罕的电子相机和手电筒，专程来圣灯山勘察土匪洞的地质结构。
队长安建民是老地质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出发前听当地向导说洞里头 “邪门”，还笑着摆手：“都是岩石土层，哪来的邪门事。”
那天中午天气格外好，远处的古宇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勘探队跟着向导，走到圣灯山西坡一处土匪洞。这洞不大，洞口只比人高一点，被半人高的茅草围着，看着平平无奇。
安建民刚拿出罗盘，准备测方位，变故发生了。
洞口毫无征兆地升起一团浓得像浆糊的白雾，从洞口往外出，瞬间就裹住了洞口周围的一片区域。安建民只觉得眼前一白，连身边队友的脸都看不清。
“怎么回事？” 队友喊了一声。
安建民刚要应声，就听见身边有人骂骂咧咧：“我的手电怎么开不了了？”
安建民赶紧去摸自己的手电筒，按了好几次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旁边的人接连喊起来，手电失灵，相机按不动快门，连带着有人带的电子表，屏幕都黑了，彻底没了动静。
五个人站在雾里，手里的电子设备全成了摆设，只有地质锤敲在石头上的声音能辨方向。
“别乱走！都靠过来！” 安建民喊了一声，让所有人围成一圈。雾里又湿又冷，和洞外的大太阳像是两个世界，安建民能感觉到雾水顺着头发往下滴，落在脖子里，凉得人哆嗦。
没人敢单独行动，挤在原地等待。安建民盯着雾看，总觉得雾里头有东西在动，像是有轮廓的、慢慢移动的影子，可每次想看清，影子又散了。
安建民握紧了地质锤，手心全是汗。他走了二十年地质，见过山洪，遇过塌方，却从没见过这么邪门的雾。
就这么熬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浓雾突然消散，和它出现时一样没有预兆，转眼间就淡了下去，最后化成几缕青烟，飘进洞里没了踪影。阳光重新照下来，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让人觉得刚才的浓雾似乎像是幻觉。
安建民赶紧按手电筒，“啪” 的一声，灯亮了。其他人试了试自己的设备，相机能拍照了，电子表也恢复了走动，刚才的失灵像是从没发生过。
几个人面面相觑，没人敢再提进洞勘察的事，收拾东西就下了山。后来勘探队提交的报告里，只写了 “洞口突发浓雾，勘探受阻”，没提设备失灵的事。反正说了也没人信，反倒显得不专业。
这事传到当地人耳朵里，他们都说，这是洞里的冤魂在警告外来者。
那些死在洞里的人，不想被打扰，就用浓雾和失灵的设备拦着外人，让他们别再靠近。后来也没人去深究雾和设备失灵的关系，连带着那些没出现过异象的洞口，都少有人敢靠近了。
四个传说缠在一起，让隆昌的土匪洞既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又裹着刺骨的恐怖，成了当地人心中碰不得的“禁地”。它们散在山间，洞口被杂草藤蔓盖得严严实实，雨水顺着洞壁往里渗，积起的淤泥掩埋了当年的弹壳和白骨。
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一些当地的初高中学生，对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匪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大多是听着老一辈的传说长大的，既好奇那些传说的真假，又想在同伴面前证明自己的勇气，于是纷纷组队，偷偷前往自家周边的土匪洞探险。他们这些刺激的探险之旅，最终大多都变成了他们毕生难忘的惊魂经历。
1993年夏天，李市镇五个初二学生，在同学李伟的撺掇下，凑成了一支 “探险队”。目的地是镇子后山那处没人说得清名字的小土匪洞。
李伟是个十足的探险迷，早就对土匪洞的传说深信不疑，还特意从家里偷拿了手电筒、指南针和一把军用匕首，其他四个同学也各自带了蜡烛、绳索和干粮，约定在暑假的一个清晨出发。
他们瞒着家人，顺着小镇旁边山间小路往深处走。一路上，几个人说说笑笑，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按照村里老人的指引，他们在密林深处找到了被杂草和藤蔓覆盖的洞口，洞口被几块大石块封着，上面还残留着当年部队的印记。
几个人合力撬开了一块松动的石块，露出了一个仅容一人钻进的缝隙。李伟第一个钻了进去，后面的同学依次跟上。刚进洞时，洞内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和淡淡的腐臭味，手电筒的光线只能照亮前方几米的距离，周围的黑暗像是浓稠的墨汁，让人心里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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