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0日，清晨至深夜，浙江桐乡，练市以南芦苇荡，“沈家窑”隐蔽营地。
晨曦驱散了芦苇荡上的薄雾，却驱不散萦绕在独立第一旅官兵心头的凝重。远征分队已出发一夜，音讯全无，按照计划，他们应处于严格的无线电静默状态。营地内，整训和警戒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照常进行，但每个人的心底，都悬着一块石头，既期盼着远征队的佳音，又担忧着他们的安危，更警惕着日益逼近的暗处威胁。
旅指挥部砖窑内，气氛比往日更加沉闷。旅长何慕辰眼中血丝未消，面前摊开着地图和几份刚收到的情报摘要。参谋长周文博、副旅长张远、平湖游击队负责人赵大勇、德籍教官组长韦伯上尉均在座，人人面色严肃。昨夜监听到的陌生移动电台信号，如同幽灵般，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韦伯上尉，关于昨夜那个信号，有进一步分析吗？”何慕辰首先问道，声音低沉。
韦伯上尉推了推桌上的监听记录，用他惯有的严谨语气回答：“何将军，信号出现了三次，每次持续时间很短，频率有轻微跳跃，加密方式复杂，非我军或常见民用波段。根据信号强度和大致方向判断，发射源确实在乌镇至练市一带移动，且移动速度不快，符合地面小队行进特征。综合来看，高度疑似是敌军携带的便携式侦察电台，其目的很可能是测向定位，寻找我军的电台信号源。”
张远骂了一句：“妈的！果然是冲咱们来的！这帮狗特务，鼻子真灵！”
周文博忧心忡忡：“这说明鬼子的特工队已经摸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他们带着侦测设备，我们旅部的电台，还有……万一远征队被迫开机联络，都很危险！”
赵大勇握紧了拳头：“何旅长，我马上加派人手，对乌镇、练市方向的所有路口、河道进行秘密监视，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这帮家伙揪出来！”
何慕辰手指敲着桌面，沉思片刻，决断道：“敌暗我明，被动防御不是办法。我们要主动出击，设下陷阱。”他看向韦伯和周文博，“韦伯上尉，文博，我们能不能利用电台，反其道而行之，引诱他们上钩？”
韦伯眼睛一亮：“何将军的意思是……设立一个假的、信号较强的‘诱饵’电台，在远离主力的预设地点间歇性发射信号，吸引敌特工队前去侦察，然后我们设伏歼灭？”
“正是此意！”何慕辰点头，“但这个诱饵要设得逼真，地点要选好，伏击要迅速干净，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暴露真实营地位置。”
周文博立刻在地图上寻找合适地点，很快指向一处：“废弃的‘七星桥’渡口如何？离我们这里有十几里，水陆交通便利，但实际荒废已久，周围芦苇茂密，利于设伏。”
“好！就定在七星桥！”何慕辰拍板，“此事由韦伯上尉技术指导，特战营反谍分队和赵队长的游击队联合执行。精心策划，务必成功！ 要让鬼子的特工队有来无回！”
“是！”韦伯和闻讯赶来的特战营副营长刘锐、赵大勇齐声领命，立刻着手制定详细的“钓鱼”计划。
会议刚结束，负责对外联络的钱富贵匆匆进来，面带难色：“旅座，乌镇顾老先生又派人传来口信。那两位美国记者史密斯和詹金斯，态度非常坚持，再次通过中间人表示，他们拥有‘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希望能对何旅长进行一次‘坦诚的’采访，报道独立第一旅的‘真实抗战情况’。他们甚至暗示，如果采访顺利，或许能通过‘非官方渠道’帮助获取一些‘紧缺物资’。”
张远一听就火了：“采访？扯淡！谁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说不定就是鬼子特务假扮的！不见！”
周文博比较谨慎：“副旅长，稍安勿躁。美国记者的身份，顾老先生核实过，证件似乎是真的。他们的报道，如果客观，确实可能在国际上为我们争取同情。但风险也确实存在……”
赵大勇插话道：“我的人也在乌镇打听过，这两个美国人这几天确实在走访百姓，问的都是关于日军暴行和当地抵抗情况，没发现什么明显破绽。”
何慕辰沉吟不语。国际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处理不好，则可能暴露目标，引来灾祸。他需要权衡利弊。
“见，有风险；不见，可能错失机会，甚至引起对方猜疑，反而更糟。”何慕辰缓缓道，“但绝不能让他们靠近营地核心区域。这样，钱富贵，你通过顾老先生回复，我可以见他们，但地点必须由我们定，时间要短，内容要限。地点就选在……乌镇外五里地的‘白莲寺’废址，时间定在明日午后。你亲自带一个精干小组，化装陪同，全程监控。告诉他们，我只给他们三十分钟时间。”
这是一个大胆而谨慎的决定。既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又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
“是！旅座！我马上去安排！”钱富贵领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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