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屋炕上，贾张氏还活着。
这个曾经在院里叱咤风云、骂战无敌的老太太，没有被饿死，也没有病死，但生命的形态似乎发生了某种诡异的转变。
她不再整天咒骂，也极少下炕，大部分时间蜷缩在油腻破败的被褥里，眼睛半睁半闭，对着昏暗的屋顶，嘴里偶尔发出意义不明的咕哝，或者长时间地盯着某一点，眼神空洞而执拗。
她的饭量极小，但异常固执地维持着进食这个动作，每次秦淮茹端来那点清可见底的粥或拉嗓子的窝头，她会以不符合其虚弱外表的敏捷伸出手，紧紧抓住碗边，然后极其缓慢、仿佛进行某种庄严仪式般，一点点吃完，连碗底都要用手指刮得干干净净。
吃完后，她会重新缩回被褥，恢复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她像一条蛰伏在阴暗洞穴里的老蛇，虽然盘踞不动，毒牙似乎也已松动，但那股阴冷怨毒的气息，却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让靠近的人不由自主地脊背发凉。
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贾家现状最残酷的注解，也是悬在院里某些人心头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她活着，就意味着贾家那两间房子的使用权问题，始终存在着一个名正言顺、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个虽然虚弱但极其顽固的钉子户。
院里的其他人，在这持续的低气压和贾家这个不稳定源的辐射下，也各自调整着姿态。
三大爷阎埠贵的算盘，拨打得越发精微。
他不再仅仅计算自家柴米油盐，开始将更多变量纳入考量。
二大爷刘海中确实很活跃。厂里关于“精简”、“节约”的会议，他参加得比谁都积极，发言比谁都响亮，带回院的精神比谁都多。
他敏锐地察觉到，贾家的问题，以及院里因此可能产生的矛盾和不稳定，或许可以成为他展现领导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舞台。
他开始更频繁地背着手在院里巡视，遇到邻居便严肃地谈论“当前形势”、“加强管理”、“提高警惕”，尤其对家里有半大小子的住户，总要语重心长地教育一番，以棒梗为反面教材。
他去街道找王主任汇报工作的次数也多了，虽然每次带回的多是按政策办、注意方法之类的套话，但他乐此不疲，仿佛这过程本身就能赋予他某种权威感。
他对易中海那种和稀泥、老好人的做派越来越看不上眼，觉得对方缺乏魄力和“政治高度”。
一大爷易中海，则是院里最显疲惫和焦虑的一个。
王建国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家里，李秀芝的“红娘”事业，似乎进入了攻坚阶段。
傻柱和于海棠的关系，在经历了初期傻柱笨拙的讨好和于海棠矜持的回应后，似乎卡在了一个微妙的瓶颈。
两人在厂里算是“谈上了”的消息已不是秘密，但进展缓慢。
于海棠对傻柱的实在和手艺是认可的，但对他那个是非窝般的四合院背景，以及他本人略显粗直、缺乏情调的做派，始终有些若即若离。
傻柱则是一根筋地对人好，但除了送点吃食、帮忙干活，也想不出什么新花样，眼见于海棠有时会因为别人的闲话或比较而闹点小别扭，急得抓耳挠腮，又无计可施。
许大茂的搅局，则起到了火上浇油、或者说鲶鱼效应的作用。
他利用放映员的便利和自诩的文艺气质，对于海棠发起了更密集的攻势。
送内部电影观摩票，借阅难得的《大众电影》或苏联画报，在于海棠广播时跑去交流业务，用带着夸张修辞的语句夸赞她的声音和播音技巧。
相比傻柱的芝麻糖和胖大海，许大茂的弹药显然更对看重情调和面子的于海棠的胃口。
两人在厂里的公开接触增多，许大茂时不时还故意在傻柱面前晃悠，露出得意的神色。
傻柱又气又急，跑来找李秀芝诉苦，话里话外恨不得去揍许大茂一顿。
李秀芝只能安抚，让他沉住气，真心换真心，别动手。
王建国从李秀芝那里得知这些，某天饭后，看似随意地对李秀芝说：
“你告诉柱子，光送吃的、干粗活，对于海棠那样的姑娘，不够。她看重面子，看重别人怎么看。许大茂玩的就是这一套。柱子要是真想成，得让于海棠觉得，跟他在一起，不跌份，甚至……还有点光彩。”
李秀芝不解：“柱子一个厨子，怎么让海棠觉得有光彩？”
王建国沉吟一下，说：
“他不是在学做川菜么？听说厂里接待任务，他弄的几个新菜，领导评价不错。这就是长处。你让柱子别光闷头做，做得好了，可以请于海棠试菜，名正言顺。如果厂里有什么活动，需要食堂出力，让他主动点，露脸的事，做好了，就是成绩。另外，他跟于海棠出去，别老是逛不要钱的公园，偶尔……比如发工资后，去看看电影，哪怕就一次，买两张票，大大方方的。钱不够，你私下可以借他一点，别说是我说的。关键是要让于海棠觉得，柱子心里有她，也愿意、并且有能力为她做点像样的事，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