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与汉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味。汉东的春，总带着几分南方湿漉漉的纠缠和试探，暖意里裹着寒气，像个精于算计的政客，每一步都走得暧昧不明。而北京的春，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凛冽的北风一旦势弱，阳光便毫不吝啬地泼洒下来，干燥、明亮、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坦荡。街边的杨树、槐树，仿佛一夜之间就抽出了嫩绿的新芽，有一种北方特有的、爽利而蓬勃的生命力。
侯亮平提着一个普通的公文包，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那栋庄严肃穆的机关大楼。他穿着合身但算不上昂贵的夹克，深色西裤，头发梳理得整齐，脸上没什么表情，与周围那些或步履匆匆、或三俩交谈的同事们并无二致。只有极细心的人，或许能从他比实际年龄略显深沉的眼角，以及偶尔掠过一丝锐利随后又迅速隐去的目光中，窥见几分不同寻常的过往。
他被调回北京，安排在最高检的一个研究室，担任副职。这个职位，听起来体面，工作环境优越，接触的也都是宏观的政策法规研究，远离了一线办案的紧张和压力。对于很多追求安稳的机关干部来说，这或许是求之不得的闲差。但对于侯亮平，这位曾经在汉东反贪风暴中冲锋陷阵、意图力挽狂澜的“孤胆英雄”，这种“平静”，无异于一种温柔的流放。
他的办公室不大，但窗明几净，窗外是院子里一棵老榆树，枝丫遒劲。桌面上，堆满了各种法律期刊、政策文件和内部简报，需要他审核、签阅，或者组织讨论。工作内容从具体的案件侦查，变成了抽象的理论研究；从与狡猾的对手短兵相接，变成了与晦涩的文字和复杂的程序规定打交道。
一开始，这种巨大的落差几乎让他窒息。他习惯了大开大合，习惯了在迷雾中寻找线索、在压力下突破僵局。现在，一切都被按下了慢放键，甚至可以说是静止键。他感觉自己像一头被关进精致笼子的猎豹，空有利爪和锐齿，却只能面对一堆不会动弹的文书。
钟小艾对他的状态，从最初的担忧，渐渐变成了无奈的理解。她尝试过带他参加一些圈内的聚会，希望能帮他重新建立人脉，散散心。但侯亮平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当别人高谈阔论着政策动向、人事变迁时，他多半是沉默地坐在一边，偶尔插一两句话，也往往因为过于直接或者还带着汉东那种“办案式”的较真，而让气氛瞬间冷却。几次之后，钟小艾也不再勉强他。
家，成了他最主要的栖息地。一套位于单位附近、不算宽敞但布置温馨的单元房。钟小艾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阳台上种满了绿植，试图用这些鲜活的生命力驱散丈夫心头的阴霾。晚饭后，两人有时会一起看看新闻，或者各自看书。交流不多，但有一种历经风波后的、疲惫的默契。
侯亮平发现自己开始失眠。夜深人静时，汉东的一幕幕会不受控制地浮现：陈海倒在医院里苍白的面孔，祁同伟那深不见底、时而热情时而冰冷的眼神，高育良看似温和却暗藏机锋的话语，还有大风厂那冲天的火光和工人们绝望而又期盼的目光……那些惊心动魄的较量，那些功败垂成的遗憾，像默片一样在他脑海里循环播放。
他起身，走到书房，从书柜底层翻出几本蒙尘的书籍——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大学时看过的哲学、历史，甚至还有几本人物传记。他试图从更广阔的时空维度，来审视自己在汉东的经历。自己错了吗？坚持原则、依法办案、挑战盘根错节的势力，难道有错吗？为什么最终离开的是他，而祁同伟和高育良却能笑到最后？
他读《史记》，读《资治通鉴》，在古往今来的权力更迭和人世浮沉中，寻找答案，或者说，寻找一种安慰。他渐渐明白，个体的力量在某种庞大的、由利益、规则和惯性编织而成的网络面前，往往是渺小的。绝对的正义或许只存在于理想国，现实世界充满的是妥协、平衡和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认知，并不能消除他内心的不甘，但至少，让他能够以一种更冷静、也更悲凉的眼光，来回望那段岁月。
周六的早晨，阳光很好。侯亮平换上一身轻便的运动服，对正在准备早餐的钟小艾说：“我出去走走，中午可能不回来吃了。”
钟小艾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关切，但没多问，只是点点头：“好，路上小心。”
他们之间，已经很少像普通夫妻那样详细报备行程了。一种无形的隔阂，因汉东的挫败而生，虽然谁也不去捅破，但却真实存在。
侯亮平的目的地是西郊的一个公园。他不是去闲逛，而是有一个固定的“约会”——去见陈海的儿子，陈东。
陈东已经上中学了，个子蹿得很高，眉眼间有他父亲的影子，但气质更显沉静，甚至有些少年老成。陈海去世后，侯亮平几乎成了陈东在北京最亲近的长辈。每隔一段时间，只要侯亮平有空，就会约陈东出来，有时是爬山，有时是找个地方吃饭，更多的是像今天这样，在公园里边走边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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