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阶段（150日内）：董事会层面的正式审议与表决，形成最终治理改进方案，确保持续年度披露。
“我们将确保所有材料在公开渠道可核验，”我强调，“并且为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公众提供一个透明、可追溯的证据链。”
汪氏集团公关团队启动了“正向叙事”的多通道策略。我们设计了一场以治理改进为核心的新闻发布会，邀请行业协会代表、独立审计机构代表、以及长期投资者出席，以“治理透明度的提升”为主题进行对话。记者提问时，我们坚持用同一个框架回答：事实、证据、过程、结果。
“请问汪氏集团是否已经接触税务机关，透露调查进展？”记者甲问。
我答：“目前尚未接到正式调查通知。我们已启动自查、自纠并引入独立审计机构，确保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时效性。”然后继续：“我们愿意在税务机关正式开启调查时，提供一切配合与资料，同时以公开的治理改进作为对公众负责任的表现。”
“有人说你们在操控媒体舆论以遮掩真相。”记者乙追问。
我微微一笑：“这是 totalement 错误的理解。我们通过公开披露、第三方审核、听证会等方式，让信息公开、透明、可检验。这不是‘遮掩’，而是‘揭示’的过程。正如我们所说，治理的第一要务是建立信任，而信任来自可验证的事实与制度的稳定运行。”
舆论的波澜并未就此平息，反而进入更高强度的阶段。对方试图以“持续爆料、隐性交易、关联交易的链条”来制造新的焦点，甚至在行业论坛上散播“不治自乱”的观点，试图把汪氏集团扯入行业内的道德低谷。
我的回答并没有退缩，我向公关团队发出一个清晰的指令：“不要让任何一条流言成为事实。我们要用数据、用时间表、用公开的证据来压制谣言。每一次公开披露都要比对原始资料，确保信息的一致性；每一次对外发言都要用同一口径，避免造成二次误导。”
我还要求增加一个“快速纠错机制”：一旦发现误传或事实偏差，立即通过官方网站、官方社媒账号以及第三方机构的对账平台发布更正信息，并附上新的证据链接。此举不仅纠正谬误，更是在大众心中建立“纠错能力”的品牌形象。
经过近两周的持续披露、独立审计、公开听证与治理改进的实施，公众对汪氏集团的认知正在逐步回稳。媒体的关注点开始从“指控”转向“治理成果”，投资者在公开披露的治理数据中看到了企业的专业性与透明度，员工们感受到了公司治理的实质性提升，供应商对未来的合作信心也有所增强。
在接下来的一次董事会总结会上，我用极简的一句话概括这场危机的意义：“危机不是对错的最终答案，而是治理透明度的考验。我们用事实、时间与制度，把可能的黑点变成可持续的治理合规性。”这句话像一枚落子，稳稳落在场内每个人的心里。
我也在公开场合对外表达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判断：企业的成长路线，永远不是靠压制对手、也不是靠隐藏风险来实现的。真正的强企业，是能够把风险前置、把问题暴露在阳光下，并以制度与诚信把风险变成成长的铺垫。
危机仍在持续的监控之中，但我们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与公开透明”的阶段。夜深时，我站在办公室窗前，望向远处车水马龙的都市灯海。灯光像一条条增亮的河流，映照出一个企业从阴影走向光明的路径。
“汪绿萍，你已经抓住了这一波危机的核心，”我对着镜子自语，“不是简单的自我辩护，而是以更高的视野、更加直接的证据，把问题的根本——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外部监督——摆在公众面前。”
我的心里清楚，这场风暴不会在短时间内就结束。但我有信心：只要坚持以透明、可核验的治理作为核心原则，汪氏集团就能在这场公正的较量中赢得真正的信任与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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