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阳光透过玻璃窗，在 “核心团队稳定性提升 40%” 的字样上投下光斑。我知道，这场由汪氏试点引发的 “风波”，即将变成一场惠及整个城市的 “变革”——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想让马赫们不再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发愁。这份初心，从来没变过。
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响起，是秘书小陈带着几分急切的声音：“董事长，市工商联王主席的电话，语气挺急的，说有十几位民营企业家想约您见面，就在今天下午三点，还说这事关他们企业的生死存亡。”
我盯着桌面上城东研发基地的进度报告出神片刻，报告末尾用红笔标注着 “核心团队稳定性较上月提升 40%”，墨迹还带着新鲜的光泽，旁边附着马赫团队提交的电池优化方案初稿。这组数据和方案背后，是多少个像马赫这样的家庭卸下了重担？可周方怀的话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 —— 汪氏的初衷是解决自家员工的难题，从没想过会给同行带来如此大的压力。
“小陈，备车，下午两点五十去工商联。” 我按下内线电话，“另外让李蓉蓉总监把咱们员工子女入学的详细台账，还有各部门的人才流失分析报告准备好，我要用。”
下午三点，工商联的会议室里早已坐得满满当当。烟雾缭绕中，十几个老板脸色各异，有的眉头紧锁抽着烟，有的拿着计算器不停按着，还有的对着手机唉声叹气。看到我走进来，原本嘈杂的房间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市工商联主席王建国连忙掐灭烟头，起身打圆场：“汪董百忙之中能过来，真是给足了大家面子。各位都是为了员工子女入学的事来的，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
刚在主位旁坐下，坐在斜对面的张茂林就忍不住开了口。他是做服装批发的，去年才把厂子从郊区迁到市区，袖口还沾着点布料的毛絮，脸上的疲惫藏都藏不住：“汪董，您倒是大方，每年两百万教育基金说拿就拿，还砸钱建普惠幼儿园。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怎么办？我厂里八十多个员工，光外地户籍的就有五十多个，要是都来要入学名额，我卖了厂子都不够填这个窟窿啊！”
他一开口，其他人立刻附和起来。做电子配件的李红梅推了推眼镜，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语气带着委屈：“上周我去车间巡查，几个老员工直接拦住我，手里拿着你们汪氏的公示文件，白纸黑字指着问‘李总，同样是民营企业，为啥汪氏能解决上学问题，咱们就不行？’我当时脸都红透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可不是嘛！” 做餐饮连锁的赵海涛拍了下桌子，茶杯里的水溅出几滴，落在擦得锃亮的会议桌上，“汪氏财大气粗，跟教育局谈得拢。我们上周也组团去了教育局，人家直接拿政策条文怼回来，说要么满足十年纳税，要么有房产，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不是把我们架在火上烤吗？员工要说法，政策不给路，我们夹在中间快被逼疯了！”
角落里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突然开口，声音带着沙哑：“汪董，我是开五金店的，就五个员工，其中三个是外地的。前几天有个员工找我，说他女儿在私立幼儿园一个月要四千块，实在扛不住了，问我能不能帮衬一把。我自己还在还房贷，哪有闲钱？昨天他已经提交辞职报告了，说要回老家发展。”
我静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节奏缓慢而沉稳。等房间里的议论声渐渐平息，才缓缓开口：“各位的难处我能理解，换成任何一个老板，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头疼。”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厚厚的员工子女教育情况统计表，推到桌子中央，“这是我们汪氏的内部台账，大家可以看看。仅新能源设计部这一个部门，去年就有 17 人因为教育问题提交过离职申请，其中 3 个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手里都攥着核心项目的关键数据。我们汪氏集团每年投入上亿资金做研发，这些人才就是我们的根基，根基动了，企业就稳不住了。”
张茂林皱着眉翻了几页，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家庭情况，语气缓和了些：“可汪董，你们家大业大，能拿出五十亿建研发基地，还能配套建幼儿园，我们这些小本生意，哪有这实力？”
“谁说解决问题一定要砸钱？” 我反问一句，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个人，眼神坚定，“汪氏的试点能成，关键在于三点，跟钱多钱少关系不大。一是精准统计需求，我们不是一刀切全解决，而是优先保障核心员工，比如技术骨干、中层管理者，普通员工则纳入长期规划，分批次解决；二是用未来的发展规划争取政策支持，我们跟教育局谈的时候，重点提了城东研发基地能带来两千个就业岗位，能拉动地方税收，而不是单纯花钱买名额；三是联合教育局做长期配套，比如我们组织汪氏的技术团队帮学校升级智慧教室，派研发人员去给学生开科普讲座，这些不需要太多资金，却是教育局实实在在需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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