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岸边写下一个名字，然后将它推入水中。
纸船摇摇晃晃，载着一个看不见的姓名，汇入万千船只的洪流，最终消失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
次日清晨，桑蒂再次来到码头时，昨日那上百艘纸船已被海军打捞一空，堆在空地上用火油点燃，黑烟滚滚，散发着一股纸张与自由一同被扼杀的焦臭味。
她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她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倒映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仿佛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闹剧。
她只是默默地走到码头的石阶上坐下，从行囊里取出一块巴掌大小、被摩挲得光滑温润的旧木板。
这块木板曾是她练习剑术时劈断的船桨残片，陪伴了她无数个日夜。
她拿出一截炭笔，在木板上，一笔一划，缓慢而专注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波雅·桑蒂。
字迹清晰，力道沉稳。
然而，写完之后，她却用粗糙的指腹，更加用力地，将那四个字一寸寸擦去，直到木板上只留下一片模糊的炭痕。
然后，她再次提笔，再次书写，再次擦除。
一遍，又一遍。
仿佛一场沉默而固执的献祭。
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孩童，光着脚丫，蹲在不远处，好奇地看了她整整一个下午。
他看不懂这个漂亮姐姐在做什么，只觉得那反复出现又消失的痕迹，像潮水，像呼吸，有一种奇特的韵律。
第二天，桑蒂没来。
但那个叫小豆子的孩子，却自己跑到了沙滩上。
他学着桑蒂的样子，捡起一块尖锐的破碗碎片，在湿润的沙地上，歪歪扭扭地划下了几个字。
他划的不是“波雅·桑蒂”。
他划的是——“我叫小豆子”。
写完，他看着那几个属于自己的字，咧开嘴笑了，仿佛完成了一件天大的壮举。
他没有擦掉，而是跑去叫来了自己的伙伴。
第三天，异变陡生。
整条街巷，仿佛被一种无声的冲动所感染。
孩子们不再追逐打闹，而是拿着一切能找到的、可以留下痕迹的东西，在墙壁上、在废弃的船壳上、甚至在晾晒的鱼鳞上，疯狂地刻画着自己的名字。
他们不是在模仿桑蒂，也不是在响应任何号召。
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从他们心底里野蛮生长出来——不说出来，不写出来，心里就堵得慌！
“我叫阿牛！”
“我是玛丽！”
海军巡查队接到报告，气势汹汹地前来镇压。
他们以为是某种新的反抗示威，准备杀鸡儆猴。
然而，当他们冲到近前，却骇然发现，带头的那个，正用一把缴获来的海贼短刀，费力地在一尊冰冷沉重的岸防炮炮管上刻字的孩子，竟是巡查队队长的亲儿子！
那孩子满头大汗，神情专注得像个顶级的工匠，刀尖在钢铁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一笔一划，清晰无比——
“我叫铁蛋！”
队长高高扬起的警棍，僵在了半空中，再也挥不下去。
这股从东海港口扬起的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吹向了广袤的内陆。
在某个不知名的山村里，一位老塾师半年前从商队手中偶然得到了一些混在货物里的麻布碎块。
他见布料虽旧，却很坚韧，便将其缝合成一本册子，用来教村里的孩童识字。
那上面，正是林婆最后口述的“乳名录”。
“石头”、“针儿”、“铁蛋”……这些简单朴素的名字，成了孩子们最早的识字课本。
半年后的一个深夜，塾师照例检查学生们的功课——他们抄写在空白纸页上的“乳名录”。
灯火下，他忽然发现了一丝诡异。
一个学生的作业本，在“石头”这个名字旁边，原本空白的页边处，竟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娟秀稚嫩的新名字——“春丫”。
笔迹与学生截然不同，仿佛是另一个孩子用无形的笔接力写上去的。
塾师头皮一阵发麻，他翻开所有学生的作业本，骇然发现，几乎每一本上，都出现了这样凭空多出来的名字！
“翠儿”、“阿娣”、“小招娣”……
他连夜追查，惊恐地发现，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纸上。
村民家里的米袋上、炕席的编织纹路里、甚至灶台冷却的炉灰中，都开始缓缓渗出类似的字迹。
那全是这个村子在过去数十年间，因贫穷或重男轻女而被选择性遗忘、甚至从未上过族谱的女婴与早夭奴婢的名字！
恐慌过后，是长久的沉默。
村民们没有焚香，没有祭拜。
他们默默地将那些浮现出字迹的米粒、炕席草、灶台灰收集起来，然后用针线，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名字的“痕迹”缝进自家孩子新书包的内衬里。
一针一线，一个结扣，就是一个名字的起笔。
数日后，官府派员前来收缴所谓的“非法反动文献”。
他们粗暴地翻开每一个孩子的书包，看到的却只有粗布针脚和歪扭的课本，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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