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过去好几年了，但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脑子里还是那个画面。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事儿根本就没结束，它只是暂时潜伏起来了，像个影子一样跟着我。
我当时在一家私立医院做护工。别误会，不是那种正规的三甲医院，就是那种开在老城区巷子里，专门收一些家里管不了、或者是病情比较复杂的病人的地方。这种地方，规矩多，怪事也多。我们平时私下里都管这种地方叫“终点站”，因为送进来的人，十个有八个是再也出不去的。
我负责的那个病房，在走廊的尽头，是个单人间。住的是个老太太，姓陈。她不是那种病得神志不清的人，相反，她清醒得很，清醒得让人害怕。她的病很怪，查不出具体是什么，就是全身疼，疼得整夜整夜地哼哼。医生也没辙，只能给她挂点营养液，开点止痛药，算是维持着。
老太太有个儿子，叫建国。四十多岁，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戴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他每天下午都会来，拎着个保温桶，给老太太喂点粥。他话不多，每次来就是坐在床边，握着老太太的手，有时候会偷偷抹眼泪。
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老太太的眼神。
她总是盯着病房的天花板看，一动不动，眼珠子都不转。有时候我给她翻身，她会突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像个年轻人，然后用那种很诡异的声音跟我说：“姑娘，你看，上面有好多人在排队呢。”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疼糊涂了，没当回事。直到有一天晚上。
那天轮到我值夜班。老城区的晚上特别安静，医院里更是静得可怕，只有走廊尽头的护士站偶尔传来几声键盘敲击声。大概是凌晨两点多，我巡房路过老太太的病房，发现里面的灯还亮着。
我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吓了我一跳。
老太太竟然坐起来了。
她背对着我，坐在床上，身体挺得笔直，像是一根木头。她的头发本来都白了，那天晚上看着却像是有点发黑，而且很长，一直垂到腰上。她就那么坐着，对着窗户，像是在跟外面的什么人说话。
我当时头皮就麻了。老太太平时连下床都费劲，怎么可能自己坐起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屋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不是空调的那种凉，是那种阴嗖嗖的、像是从骨头缝里钻进来的冷。
老太太听到动静，慢慢转过头来。
她的脸白得像纸，一点血色都没有。最吓人的是她的眼睛，眼白特别多，黑眼珠几乎看不见了。她看着我，突然笑了一下，那笑容特别僵硬，嘴角往两边咧着，看着特别别扭。
“他们来了。”她跟我说。
“谁来了？陈阿姨，你别吓我。”我强装镇定，走过去想扶她躺下。
她一把推开我，力气大得惊人。“别碰我！他们要带我走了！”她突然尖叫起来，声音尖锐得像指甲刮过黑板。
我被她推得后退了两步，差点摔倒。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她的被子滑落了，露出了她的手腕。
她的手腕上，竟然有一圈乌青色的手印。
那手印很小，看着不像是大人的，倒像是个小孩的。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差点没站稳。老太太一直躺在床上，除了我和建国，还有医生护士，谁能碰她？而且这手印的颜色，明显是死人才有的那种尸斑色。
我不敢再待下去，转身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了护士站。
值班的护士叫小李，是个小姑娘，胆子比我还小。我跟她说了刚才的事，她吓得脸都白了，说什么也不敢跟我回去看。我们俩就坐在护士站，盯着走廊尽头的那个病房，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像是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啪嗒、啪嗒”，慢慢向我们这边走来。
我和小李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恐惧。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医院里除了我们，应该没有别人。
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护士站门口。
我们俩抬头一看，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站在门口的，是建国。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雨衣，头发湿漉漉的，脸上全是水。他的眼睛通红，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了。他看着我们，声音沙哑地问：“我妈怎么样了？”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结结巴巴地说：“陈阿姨……她刚才……坐起来了。”
建国愣了一下，眼神变得很奇怪。他没说话，转身就往病房走去。
我和小李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
我们走到病房门口，透过小玻璃窗往里看。
老太太已经躺下了，盖着被子，像是睡着了。建国坐在床边，背对着我们，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屋里的凉气更重了，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建国转过头来，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得吓人。“她睡着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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