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是零几年吧，那时候数码单反还没普及，大家玩摄影都喜欢淘胶片机。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为了练手，经常去潘家园或者一些旧货市场转悠，淘一些老镜头和绝版胶卷。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老顾。
老顾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他是个修表匠，在一条很窄的胡同里有个小门脸。但他私下里是个狂热的老相机收藏家。我们是在一次摄影展上认识的，聊得投机，后来就成了朋友。
大概是2008年的秋天，老顾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说他收了个“好东西”，让我过去看看。
我以为是什么莱卡M3或者哈苏500C，兴冲冲地就去了。
到了他店里，老顾正坐在工作台前，手里拿着一块黑布盖着什么东西。他的脸色很白，额头上全是汗，大秋天的，风扇开得呼呼响。
“来了？”他头都没抬。
“什么宝贝啊，神神秘秘的。”我凑过去。
老顾掀开黑布。
下面是一台相机。
那是一台极其罕见的蔡司·伊康的折叠相机，看款式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东西。机身是黄铜的，包浆很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质感。镜头是着名的Tessar结构，镜片通透得吓人。
“这是……民国的？”我眼睛都直了。
“嗯。”老顾点了根烟，猛吸了一口，“从一个拆迁户手里收的。那片地方以前是租界，这相机是从一栋老洋楼的墙缝里抠出来的。”
“你发财了啊。”我羡慕地说。
“发个屁财。”老顾苦笑了一声，把相机往我手里一塞，“你是记者，见识广，你帮我看看这相机的后背。”
我接过相机，打开折叠皮腔，检查了一下快门和光圈，都很正常。然后我翻到相机背面，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红窗，是用来数胶卷张数的。
就在我透过红窗往里看的时候，我愣住了。
红窗后面，不是空的胶卷仓，而是一张照片。
一张已经洗好的黑白照片。
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模糊的花园，有假山和喷泉。照片的主体是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月白色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戴着珍珠项链。她长得很美，是那种民国时期特有的、带着点忧郁和清冷的美。她正侧身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团扇，眼神却没有看镜头，而是看向画面的右侧，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这相机里怎么有照片？”我奇怪地问。
“这就是我叫你来的原因。”老顾掐灭了烟头，声音有些发颤，“这相机里根本没装胶卷。”
我心里咯噔一下。
没装胶卷？那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
我把相机翻过来，打开底部的舱盖。
果然，里面空空如也，连暗盒的痕迹都没有。
“这不可能。”我喃喃自语。
“我也觉得不可能。”老顾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我拿到手的时候就这样。我试过了，无论怎么按快门，这张照片都一直在红窗里，怎么弄都弄不掉。就像是……印在玻璃上的一样。”
我重新盖上舱盖，透过红窗又看了一眼。
那个旗袍女人还在那里。
但这一次，我发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细节。
刚才看的时候，她的头是微微偏向右边的。
现在，她的头，正慢慢地转过来。
她的目光，透过红窗，透过那层玻璃，直直地看向我。
那一瞬间，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那不是照片上的油墨，那是一双有温度、有生命的眼睛。那种眼神，就像是一个在黑暗里待了太久的人，终于发现有人在看她，那种贪婪的、阴冷的注视。
“别看了！”老顾突然大吼一声，一把夺过相机盖上了黑布。
我吓了一跳，手一抖，差点把旁边的放大镜碰掉。
“你也看到了？”老顾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我点了点头，喉咙发干：“她……她动了。”
老顾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开始跟我讲这相机的来历。
那个拆迁户告诉他，这栋老洋楼在民国时期住过一个姓周的教授。教授的妻子是个昆曲名角，长得非常漂亮。后来抗战爆发，教授死在了战场上，妻子就守了寡。
再后来，大概是1948年冬天，这个女人在自家的花园里上吊自杀了。
据说，她自杀前，去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那家照相馆很邪门，拍出来的照片经常会多出一些不该有的人。
女人死后，那台相机就不见了。
“网络上不是一直有传言吗？”老顾声音颤抖地说，“说民国时期的老相机，如果保存不当，会把当时的‘影像’给吸进去。那不是照片，那是……那是残留的魂魄。”
我当时虽然害怕，但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还是试图用科学来解释：“可能是光的衍射？或者是底片感光层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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