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发现不对劲，是在2019年深秋的某个凌晨三点十七分。
当时我正趴在派出所值班室的桌上补觉，暖气管道在墙角发出单调的嗡鸣，窗外的法国梧桐被夜风卷得哗哗响，像有人拖着湿冷的布条在走动。桌上的老式石英钟突然停了，秒针卡在“3”的位置，玻璃罩里积着的薄灰在月光下浮沉。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桌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人。
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裤脚却沾着新鲜的黄泥，领口别着枚褪色的铜质徽章，上面刻着我不认识的篆体字。我揉了揉眼睛，以为是哪个报案人在我睡着时坐了过来，刚要开口问他有什么事，却发现他的袖口在台灯下泛着半透明的光——那不是布料该有的质感，像是浸在水里泡了很久，连带着他的手指都透着青白色的冷意。
“该走了。”他说。
我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手铐，却摸到一手冰凉的露水。低头时，值班室的地板变成了田埂，脚下踩着刚收割完的稻茬，尖锐的秸秆刺进袜子，传来真实的痛感。远处的村口亮着一盏马灯，昏黄的光晕里站着个佝偻的身影，手里牵着根黑色的绳子，绳子另一端绑着个穿碎花棉袄的老太太——那是前天才在村口小卖部买过糖的王婆婆，她昨天早上因为脑溢血去世了。
王婆婆看见我，突然挣扎起来，嘴里喊着“我的鸡还没喂”。中山装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念着上面的字：“张桂英，享年七十三，阳寿尽于己亥年十月十二卯时，寿终正寝，无未了孽缘，当入轮回道。”他念完，王婆婆的动作慢了下来，眼神变得空洞，像被抽走了魂魄的木偶，乖乖地跟着黑色的绳子往前走。
我这才发现，自己手里也多了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绑着个年轻男人。他穿着外卖员的制服，胸口沾着暗红色的血渍，电动车头盔滚落在脚边，镜片碎成了蛛网。我认出他是上周在十字路口被货车撞死的那个骑手，新闻里说他还有个刚满月的女儿。
“我还没给我女儿买长命锁。”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的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中山装男人走过来，把一张纸塞进我手里，上面写着这个骑手的名字和生辰八字，最后一行是“阳寿未尽，横死，当入枉死城，待查明因果再定轮回”。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没有温度，像摸到了一块冰。“你是新来的，记着规矩，别跟他们说话，别让他们碰你身上的东西，尤其是这个。”他指了指我胸口——那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块黑色的玉佩，冰凉的玉面贴着皮肤，传来微弱的震动。
我们沿着田埂往前走，身后的村庄渐渐消失在雾气里，连鸡鸣狗吠都听不见了。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穿着古代的长袍，有的穿着现代的西装，还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面包，面包上的奶油已经凝固成了灰白色。他们都被绳子绑着，低着头往前走，脸上没有表情，只有偶尔响起的啜泣声，像远处的风声。
走了大概半个时辰，前面出现了一条河。河水是墨黑色的，水面上飘着纸钱，河面上没有桥，只有一艘木船。撑船的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头，他的眼睛浑浊得像蒙了层雾，看见我们，咧开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黑黄的牙。“新来的阴差？”他问。
中山装男人点了点头，把一张纸递给老头。老头接过纸，用手指沾了点河水，在纸上画了个符号，纸瞬间烧成了灰烬，灰烬落在水面上，没有沉下去，反而像浮萍一样漂走了。“上船吧，渡完这趟，我也该换班了。”他说。
木船晃悠悠地在河面上行驶，没有桨声，也没有水流声，安静得让人害怕。我身边的外卖员突然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指冰凉，指甲缝里还嵌着血痂。“大哥，你让我回去看看我女儿吧，就一眼，我保证不跑。”他哀求道。
我想推开他，却被他死死拽住。就在这时，胸口的玉佩突然变得滚烫，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猛地一颤。外卖员“啊”地叫了一声，像被什么东西烫到，立刻松开了手，他的手指上冒出一缕白烟，留下几个焦黑的印子。
“说了别跟他们说话。”中山装男人冷冷地说，“他们身上带着阳气，碰多了对你不好，对他们也不好。”
我低头看了看胸口的玉佩，上面的纹路变得清晰起来，像是某种符咒。撑船的老头叹了口气：“年轻人，阴差这活儿不好干，尤其是你们这些活人当差的，阳寿还没尽，魂魄却要在阴阳两界来回走，稍有不慎，就会被阴气缠上，到时候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船靠岸时，我看见岸边立着块石碑，上面刻着“奈何桥”三个字，字是红色的，像是用血写的。桥对面有座亭子，亭子里坐着个老婆婆，正在熬着一锅汤。我想起小时候听奶奶说过的孟婆汤，喝了就能忘记前世的事。
中山装男人把王婆婆交给亭子里的老婆婆，又把外卖员交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那人手里拿着铁链，哗啦哗啦地响。“你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去了。”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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