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陈婆婆是在十六岁生日那天。那天雨下得很大，铅灰色的云压在镇子上空，连窗台上的仙人掌都蔫头耷脑的。母亲攥着我的手腕，指节泛白，把我往镇子东头那间爬满爬山虎的青砖房里拽。砖缝里积着黑绿色的苔藓，门楣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布，风一吹就像片渗血的碎纸。
房子里没开灯，只有堂屋正中央摆着个三足铜炉，炉烟是青白色的，飘到半空就不散了，裹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晒干的艾草混着动物的腥气。陈婆婆坐在炉前的蒲团上，背对着我们，银灰色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个小髻，发梢沾着几根枯草。母亲刚要说话，陈婆婆突然开口，声音又哑又干，像砂纸磨过木头：“把孩子的手伸过来。”
我迟疑着递过右手，她的指尖碰到我掌心时，我打了个寒颤——那温度不像活人的手，倒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石头。她没看我，眼睛盯着铜炉里跳动的火苗，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这孩子不是凡人，是山里的狐仙转世。”
母亲的脸“唰”地白了，膝盖一软就往地上跪，嘴里不停念叨：“陈婆婆，您救救她，她还小，怎么会是狐仙……”陈婆婆没理她，伸手掀开我额前的刘海。我的额头右侧有块淡褐色的胎记，像片蜷缩的叶子，从小就有。她用指腹蹭了蹭那块胎记，声音沉了些：“这不是胎记，是狐仙的印子。等她满十八岁，印子会变红，到时候她就会记起前世的事，也会变得不像自己。”
我当时只觉得荒唐。我们镇子坐落在太行山脚下，老一辈确实常说山里有狐狸成精的故事，但那都是骗小孩的。可陈婆婆接下来的话，让我没法再不当回事。她准确说出了我从小就有的怪癖——怕打雷，一到下雨天就想往山里跑；喜欢吃生的鸡肝，每次看到菜市场的活鸡，就会盯着鸡的眼睛发呆；晚上睡觉总做同一个梦，梦里是片长满酸枣树的山坡，坡上有只白狐狸，总是背对着我，我一靠近，它就钻进林子里不见了。
这些事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连母亲都不知道我爱吃生鸡肝——每次看到那东西，我都会控制住自己，只觉得那欲望太怪，怕被人当成怪物。
陈婆婆从蒲团旁的木盒里拿出个东西，递到我手里。是个用红绳串着的骨片，比指甲盖大些，泛着淡黄色，摸起来很光滑。“这是狐骨，”她说，“戴在身上，能压着她的妖气，等过了十八岁，再想别的办法。”我捏着那骨片，只觉得手心发沉，像攥着块冰。
从那天起，我就戴着那块狐骨。母亲对我越发小心翼翼，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我脖子上的红绳还在不在，晚上睡前会摸我的额头，看那块胎记有没有变红。我也开始留意自己的变化，怕真像陈婆婆说的那样，变成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怪物。
十七岁那年夏天，镇子上出了件怪事。东头的张大爷家丢了三只鸡，都是半夜不见的，鸡笼好好的，没被撬过的痕迹，地上也没留下血迹，就像那三只鸡凭空消失了一样。没过几天，西头的李婶家也丢了两只鸡，情况跟张大爷家一样。镇上的人都说是黄鼠狼干的，可谁也没见过黄鼠狼的影子。
我是在一个傍晚发现不对劲的。那天我放学回家，路过镇子口的老槐树，看到树下有只死鸡，脖子上有个咬痕，血已经凝固了，变成暗褐色。我本来想绕开，可不知怎么的，脚步像被钉住了，眼睛盯着那只死鸡，喉咙里一阵发紧，有种强烈的欲望，想冲过去咬一口。
就在这时，我脖子上的狐骨突然发烫，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脖子生疼。那股欲望瞬间就退了，我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跑回了家。晚上吃饭时，我看着桌上的炒鸡肉，突然觉得恶心，跑到卫生间吐了半天。母亲进来拍我的背，看到我脖子上的红绳松了些，急着说：“是不是白天把狐骨弄丢了？”我赶紧摸了摸，骨片还在，只是红绳被汗水浸得有些褪色。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还是那片酸枣坡，那只白狐狸却没背对着我，而是转过头来。它的眼睛是琥珀色的，像浸在水里的玻璃珠，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它朝我走过来，嘴里叼着个东西，是只死鸡，脖子上的咬痕跟我傍晚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猛地从梦里惊醒，浑身是汗，脖子上的狐骨还在发烫。窗外的月亮很圆，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道细长的影子，像只狐狸的尾巴。
接下来的日子，镇子上又丢了几只鸡，还有人说在半夜看到过一个白影子，从鸡笼旁跑过，速度很快，不像人。镇上的人开始恐慌，有人说那是狐狸精，专门偷鸡吃。母亲听到这些话，脸色越来越差，每天都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门。
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天气很好，没有下雨。母亲一大早就起来给我煮鸡蛋，眼眶红红的。我摸了摸额头，那块胎记没有变红，心里松了口气。可到了晚上，怪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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