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进老城区那栋民国小楼时，正是入秋后的第一个寒潮天。中介攥着褪色的房产证，指节泛白地把钥匙塞给我，反复强调“前房主出国急售”，却避而不谈这栋楼空置了整整七年。我那时刚丢了工作，口袋里的积蓄只够买下这处单价远低于市价的老房子，没心思细究那些不对劲的地方，只当是中介想尽快促成交易的话术。
小楼是典型的砖木结构，外墙爬满枯萎的爬山虎，像干涸的血管缠在砖缝里。推开大门时，合页发出“吱呀”一声长响，一股混杂着霉味与旧木头的气息扑面而来，呛得我猛咳了两声。一楼客厅空荡荡的，只有墙角堆着几个蒙满灰尘的纸箱，阳光透过积灰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斑，空气中浮动的尘埃看得一清二楚。
收拾到三楼卧室时，我发现了一个嵌在墙里的老式衣柜。衣柜是深棕色的胡桃木材质，表面的漆皮已经开裂，铜制的拉手氧化成了青绿色。我试着拉了拉柜门，却发现被什么东西从里面顶住了。起初以为是卡住了旧衣物，可用力推了几下，柜门竟发出“咚咚”的闷响，像是里面有东西在回应。我心里发毛，又觉得可能是衣柜年久失修，内部的木板变形卡住了，便找来螺丝刀，一点点撬开了柜门。
柜门打开的瞬间，一股冰冷的寒气涌了出来，比深秋的夜风还要刺骨。衣柜里没有衣物，只有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月白色旗袍，布料是老式的真丝，边角已经泛黄，领口绣着一朵暗红色的海棠花，针脚细密得有些诡异。我伸手去碰旗袍，指尖刚碰到布料，就像摸到了冰块，猛地缩回了手。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旗袍的领口处，似乎残留着一圈淡淡的深色印记，像是干涸的水渍，又像是……血迹。
那天晚上，我在客厅搭了张折叠床，没敢睡三楼。窗外的风呜呜地刮着，像是有人在哭，小楼里的木头时不时发出“咔嗒”的声响，像是有脚步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我睁着眼睛到后半夜，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突然听到三楼传来“哗啦”一声，像是衣柜门被风吹开了。我心里一紧，抓起放在手边的手电筒，蹑手蹑脚地往三楼走。
楼梯的木板踩上去“咯吱”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跳上。快到三楼拐角时，手电筒的光突然晃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飘在卧室门口。我吓得手一抖，手电筒掉在地上，光线歪向一边，照见那影子的下摆——是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的海棠花在昏暗的光线下，红得像要滴血。我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了，直到那影子缓缓转过身来，我才看清，那是一个女人的轮廓，长发垂到肩膀，脸埋在阴影里，看不见五官，只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泛着淡淡的绿光，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尖叫一声，转身就往楼下跑，连掉在地上的手电筒都忘了捡。跑到一楼客厅，我抓起手机就想报警，可屏幕亮了半天，却连一格信号都没有。窗外的风更大了，窗户被吹得“哐当”作响，客厅里的纸箱突然一个个倒了下来，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全是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都是同一个女人，穿着那件月白色旗袍，站在小楼的院子里，笑容温婉。可仔细看，那些照片的背景里，总有一个模糊的黑影，像是站在女人身后，却又看不清形状。
我蹲在地上，捡起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民国三十六年，秋，与君别。”字迹娟秀，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凄凉。我突然想起中介说的“前房主”，心里咯噔一下——这栋楼的历史，恐怕远比我想象的要长。
接下来的几天，怪事越来越多。我把那件旗袍锁进了楼下的储藏室，可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旗袍整整齐齐地铺在三楼卧室的床上，领口的海棠花像是更红了。我在卧室门口贴了符纸，是从小区门口的庙里求来的，可第二天符纸就变成了灰，风一吹就散了。晚上睡觉时，总能听到有人在耳边说话，声音细细软软的，像是在说“冷”“等你”，可一睁开眼，房间里又空荡荡的，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像个站着的人。
我开始失眠，脸色一天比一天差，白天精神恍惚，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收银员盯着我的脖子，脸色发白地问：“小姐，你脖子上怎么有个红印啊？是不是过敏了？”我摸了摸脖子，什么都没摸到，可回家照镜子时，却看见脖子上有一圈淡淡的暗红色印记，和那件旗袍领口的印记一模一样。
我终于忍不住，去找了小区里一位姓陈的老人。陈老爷子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对老城区的事很清楚。听我说完小楼的怪事，陈老爷子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说：“那栋楼，以前是个姓苏的小姐住的。民国三十六年，她要和一个军官结婚，可结婚前一天，那军官突然被调去了前线，再也没回来。苏小姐就在家里等，等了三年，最后穿着那件旗袍，在三楼卧室的衣柜里上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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