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深冬，北方的雪下得又密又沉，把靠山屯外那条结冰的浑河盖得严严实实。李建军和王秀兰是屯里最普通的一对夫妻，男人靠在河边扛木头挣力气钱，女人在家喂着两只老母鸡，日子过得紧巴，却总透着股能熬出头的盼头——他们攒了三年的钱，就等着开春在屯西头盖两间新瓦房，再添个娃。
那时候县里正修一条穿屯而过的引水渠，说是能引浑河的水浇地，还能通小货船。工程队腊月里就进了屯，推土机把屯口的荒坡推得平平整整，柴油味混着冻土的腥气，天天飘进各家各户的烟囱里。李建军也想跟着工程队干活，听说一天能挣五十块，比扛木头多一倍，他找工头说了两回，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外乡人，总拍着他的肩膀说“再等等”，眼神却总往王秀兰身上瞟，看得李建军心里发毛。
腊月初八那天，雪停了，风却刮得更凶，像刀子似的割脸。李建军一早去河边看冰情，想看看能不能凿冰捞两条鱼给王秀兰补补身子。刚走到离引水渠工地不远的地方，就看见工头带着几个工人在河边上挖坑，坑挖得又深又圆，黑黢黢的洞口透着寒气，旁边堆着几根碗口粗的松木桩，桩身上刷着暗红的漆，看着像血干了的颜色。他觉得奇怪，这大冬天的挖这么深的坑干啥，刚想上前问问，就被一个工人推搡着往回走，说“施工禁地，闲杂人别靠近”。
那天晚上，王秀兰煮了一锅腊八粥，红小豆和糯米熬得黏糊糊的，还卧了两个荷包蛋。李建军喝着粥，说起白天在河边看见的事，王秀兰突然停了筷子，脸色发白，说前几天听屯里的老人讲，早年间修桥筑坝，要是总出事故，就会找“活桩”，把活人塞进桩洞里，再把桩打进土里，说是能“镇住河神，保工程平安”。李建军笑她瞎琢磨，说现在都啥年代了，哪还有这种邪门事，可王秀兰却没笑，只攥着他的手说“你明天别去河边了，咱不挣那五十块钱了”。
可他还是没听。第二天一早，工头就来找他，说让他去工地帮忙抬桩，一天给六十块。李建军想着能多攒点盖房的钱，就应了下来，临走前王秀兰塞给他一个红布包，里面是她求庙里老和尚给的护身符，让他揣在贴身的兜里。他揣着红布包上了工地，工地上的风更大了，那几根松木桩就立在河边，桩身上的红漆被风吹得掉了皮，露出里面的木头，看着竟有点像人的皮肤纹理。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看见工头偷偷摸摸地跟一个穿黑大衣的人说话，那人戴着个棉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手里拿着个罗盘，在河边转来转去，嘴里还念念有词。他心里犯嘀咕，却没敢多问，只想着赶紧干完活回家。下午的时候，工人们开始往桩洞里填东西，不是水泥石子，而是些黄纸、香灰，还有几串铜钱，看着像坟里挖出来的老物件。李建军越看越不对劲，想找个借口走，可工头却把他叫住，说让他和另一个工人去抬最后一根桩。
那根桩比别的都粗，两个人抬着都费劲，走到坑边的时候，李建军突然觉得兜里的红布包发烫，像揣了个小火炭。他刚想撒手，就被身后的人猛地推了一把，整个人往前扑去，正好摔进那个又深又圆的坑里。坑底全是冻土，磕得他骨头生疼，他想爬上来，却看见工头手里拿着一把铁锹，正往坑里填土，土块砸在他的背上，又冷又硬。他喊着救命，可风太大，把他的声音刮得七零八落，工地上的工人都低着头，没人敢看他。
就在他快要被土埋到胸口的时候，他看见王秀兰疯了似的冲过来，手里拿着一把菜刀，喊着“放开我男人”。可没等她跑到坑边，就被两个工人按住了。工头走过去，蹲在坑边，笑着对他说“本来想找个单身的，可你媳妇太碍眼了，正好，一对‘夫妻桩’，河神更高兴”。李建军这才明白，他们要的不是一个活桩，是两个。他看着王秀兰被拖到另一个刚挖好的坑边，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眼里全是泪，却还在喊着他的名字。
他想挣扎，可土已经埋到了他的脖子，呼吸越来越困难，兜里的红布包还在发烫，烫得他心口疼。他看见工头把王秀兰推进了另一个坑，然后挥了挥手，工人就开始往那个坑里填土。王秀兰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呜咽，像被冻住的风。他最后看见的，是工人们把那根粗松木桩插进了他的坑里，桩尖顶着他的胸口，一点一点往下压，红漆掉在他的脸上，黏糊糊的，像血。
那天晚上，靠山屯下了一场更大的雪，把河边的两个坑盖得严严实实，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第二天，工程队照常施工，推土机碾过雪地，把那片地方推成了平地，引水渠的地基很快就打好了，再也没出过任何事故。
屯里的人后来再也没见过李建军和王秀兰，有人说他们去外地打工了，有人说他们欠了钱跑了，只有屯里的老人知道，那对夫妻成了河底下的桩。开春的时候，引水渠通了水，水是浑的，总透着股说不出来的腥气，有人在河边洗衣服，看见水里漂着个红布包，捞上来一看，里面的护身符已经泡得发白，上面的字都看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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