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数分钟的掌声终于平息，灯光大亮。
王轩带着眼眶微红的范小胖、黄博、邓朝、黄小明和朱亿龙等主创，从前排站起身，转身面向全场观众深深鞠了一躬。
随后，几人走上舞台，坐到了早已布置好的高脚凳上。
主持人并没有过多煽情，而是直接切入了媒体群访环节。
台下的记者们显然还沉浸在电影带来的巨大震撼中。
坐在前排的《华夏报道》记者率先举手。
“王导您好！感谢您带来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
记者的语气十分郑重，“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众多抗战题材电影中，您为什么会选择一家小小的‘照相馆’作为全片的叙事空间？这个创意的构思，灵感来源于哪里？”
王轩拿起话筒：“其实在决定拍这个题材之初，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
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一本盖着扶桑军‘不许可’红色印章的暴行罪证画册。
扶桑军的舆论宣传战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他们拿着照相机，四处拍摄所谓的‘亲善’伪造照片，作为美化侵略的粉饰工具。
而那些真正记录暴行的真实底片，是被他们严密封锁，刻意掩盖的。”
王轩顿了顿：“那一刻我就决定，必须围绕‘罪证影像的留存与传递’来构建这个故事。
而照相馆，在和平年代，它是用来定格普通人日常美好的空间。
但在屠城的地狱里，它就成了藏匿战争真相的最后载体。这种生与死，美好与残忍的空间反差，天然具备最强大的戏剧张力。”
紧接着，《周末》记者抛出了第二个问题：“王导，影片中黄博老师饰演的‘老金’、朱亿龙饰演的‘阿昌’，以及这个‘吉祥照相馆’的故事，在历史上有真实原型吗？”
“不是每个人物都有原型。”王轩解答道，“这部电影是基于大量史料进行的一次艺术整合。但故事的核心，‘扶桑军罪证底片’，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
确实有大量揭露扶桑军暴行的照片严禁公开传播。
至于片中主角们的身份，从邮差、戏子到照相馆老板、底层警察。
我们在设计角色时，其实是想最大程度地还原1937年建康城破时，那群最普通的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群像。”
这时，一位来自魔都的记者问道：“导演，我注意到片中不同的角色使用了不同的方言，比如邻居说的是常州话，老金夹杂着鲁省口音，还有人说徐州话和建康话。这是出于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因为这就是历史的真实状态。”王轩解释道，“战乱年代的建康城，作为当时的首都，难民大规模聚集，人口混杂。
如果为了所谓的观影方便，让所有底层难民都字正腔圆地讲一口标准普通话，那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
所以我们让演员尽量使用方言。这种人口流动的真实状态，能让这些小人物显得更有生活质感。”
话题转向了表演细节，一位娱记者把麦克风对准了黄博和范小胖：
“黄博老师，电影里您在暗房洗照片时，一边手抖一边唱着童谣来计时的那段戏，简直让人窒息。
还有范老师饰演的林毓秀，在谈论女英雄时随口说出的那句‘我懂得’。请问这些直击人心的细节，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黄博拿起话筒：“唱童谣计时那个细节，其实是拍摄时我和王导在片场共同打磨出来的。
暗房里那种随时可能被破门的生死压力太大了，老金作为一个普通人，只能靠着本能唱点平时哄孩子的童谣来强压恐惧。
这种日常行为，和那些底片，能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反差。”
范小胖也接过了话茬：“至于林毓秀那句‘我懂得’。其实是想展现一个小人物‘位卑未敢忘忧国’。
她是个靠唱戏为生的底层女人，平日里为了活下去可能很世俗，甚至有些市侩。
但在国破家亡的底线面前，她骨子里那份民族大义的底色是被瞬间唤醒的。那句‘我懂得’，是她决定拿命去护送底片的誓言。”
一位美利坚记者站了起来，用英语提问：
“王导，您是一位在全球都拥有极大票房号召力的国际导演。请问您拍摄这部题材沉重的电影，希望国际观众在看完后，能有怎样的理解？”
“我希望国际观众在看完这部影片后，能真正去了解这段被西方世界长期忽略的历史。我希望他们能看到，在这场浩劫中，那些手无寸铁的华夏普通平民是如何在绝境中进行抗争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的情绪煽动，没有空喊口号。我们只是用最扎实的叙事，去展现极端环境下的真实人性。
我希望能用电影语言，跨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见这段不容被篡改，也绝不容被掩盖的真相。”
随着回答结束，首映礼的媒体问答环节圆满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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