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戛纳电影节进入了正常的轨道。
对于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剧组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几天，入围影片将在各大放映厅循环排片，接受全球片商，影评人和普通观众的审视。
当然，戛纳电影节不止是入围影片的天下。
来自世界各地的制片人正唾沫横飞地向各国发行商推销着自己的电影拷贝，这就是戛纳的电影交易市场。
国产片除了周训参与的《孔子》，还有《机器侠》和《花木兰》。
对于《寄生虫》剧组来说，卖片的事有公司海外发行部门去对接，王轩根本不需要操心。
他现在的任务，是带着主创团队，去面对媒体见面会。
上午十点，戛纳电影节官方新闻发布厅。
王轩坐在长桌的正中央，左右两侧依次排开的是范维、思琴高哇、黎铭、周会敏、张紫枫、黄萱、杨密和刘逸飞。
台下，来自全球主流媒体的记者早已将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摄像机的红灯闪烁成一片。
官方主持人简单开场后，提问环节立刻进入了白热化。
一位法兰西《电影手册》的资深影评人率先抢到了话筒。
作为欧洲电影艺术的绝对喉舌，他的问题带着典型的法式哲学思辨：
“王导，恭喜您带来了一部杰作。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极具视觉压迫感的垂直空间设计。
从山顶的豪宅到半地下室，再到深埋地底的防空洞。请问，这种空间上绝对的‘上下’关系，是您用来解构当代社会阶层固化的钥匙吗？
您是否认为，底层的努力在这种空间枷锁下，是完全无效的？”
面对提问，王轩拿起话筒：
“感谢您的赞誉。关于空间，没错，在这部电影里，海拔的高度就等同于阶级的绝对地位。
大家可以看到，电影里林家四口为了谋生，永远是在‘向下’走，无论是走下潮湿的街道，还是在暴雨夜狼狈地逃回被淹的地下室，他们的人生轨迹在物理层面上就是一路向下的。
但我并不认为底层的努力是无效的。电影中林家父子的那些小聪明和生存技能，证明了他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真正的枷锁不是空间的阻隔，而是那条看不见，却能被豪门轻易嗅出的‘气味’的边界。那是阶级之间最残忍的识别码，它比任何实质性的墙壁都要让人绝望。”
紧接着，美利坚《好莱坞报道》的记者站了起来，对准了电影的高潮部分：
“王导，电影结尾处那场血腥的草坪派对屠杀，让很多观众感到极度不适。
特别是林兆基刺向顾先生的那一刀，这在西方主流的价值观里，似乎是对无辜者的过度暴力。
毕竟顾先生并没有对林家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您不觉得这种结局过于残忍，甚至带有某种反社会的仇富情绪吗？”
这个还是非常问题尖锐的，带着西方媒体惯有的道德审判。
王轩淡淡地笑了笑，眼神变得锐利：“无辜？在这个被资本和特权彻底异化的社会里，所谓的‘无辜’，才是最冷血的暴力。
顾先生确实没有在肉体上伤害过林家，但他那下意识捂住鼻子的动作，那种对底层生命苦难的极度漠视和本能的嫌恶，在精神层面上，已经完成了对林兆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最终处决。
当底层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一切，却发现那些高高在上的富人依然在抱怨暴雨扫了露营的兴致时。
那一刀，不是什么反社会的仇富，而是一个被逼到墙角，尊严被彻底踩碎的父亲，在绝望中发出的最后一声悲鸣。如果观众觉得残忍，那是因为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加血淋淋。”
王轩逻辑严密的回击，让那位美利坚记者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坐下。
随后，媒体的焦点开始转向演员。
一位来自亚洲的娱乐记者将话筒递给了刘逸飞。
“刘小姐，您在电影中饰演的富家千金顾芷晴，在经历了大屠杀后，结尾的镜头里却显得平静，甚至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喝着红茶。
这种反应让很多观众觉得不可思议。请问您在塑造这个角色时，是如何理解这种近乎冷血的平静的？”
刘逸飞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问题，王轩在补拍时已经透彻地给她剖析过。
她此刻没有任何紧张：
“因为在顾芷晴的认知里，那场惨剧就像是一场突然闯入她完美生活中的雷阵雨，虽然可怕，但雨过天晴后，她的世界依然是干净的，充满阳光的。
她不需要去理解为什么那个地下室的男人会冲出来杀人，也不需要为那场阶级冲突买单。
这种平静并不是刻意的冷血，而是一种因为从小被保护得太好，拥有绝对特权而产生的‘无意识的冷漠’。
她就像一朵永远养在温室里的花，哪怕外面的世界已经血流成河，只要不溅到她的花瓣上，她的生活就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也是导演想要传达的最深的讽刺。”
刘逸飞的回答，让王轩满意地点了点头。
整场媒体见面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从镜头语言的隐喻，到东亚社会的内卷生存状态，主创团队应对自如。
这不仅是一场电影的宣发，更像是一场成功的输出，让《寄生虫》在戛纳的热度，再次被推向了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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