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月，除了王轩的公司在积极应对。
整个京城也在对抗。
京城像是被一层无形的网罩住了。阳光依旧从天空倾泻下来，照在灰白的胡同砖墙和柏油马路上，但空气里弥漫着紧张与焦虑的味道。
胡同口的告示牌在风中微微颤动，黑色油墨写着“外来人员禁止入内”，字迹因反复粘贴而显得厚重。
守门的大爷姓李，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职工，腰间别着一个小喷壶，里面装着稀释的84消毒液。
谁要是硬闯，他不敢真拦，但也会抬手“哧啦”一喷，嘴里嘀咕：“别乱跑，回家去！”久而久之，邻里都称他是“消毒大爷”。
即便这样，大家心里还是发虚。以前最热闹的南锣鼓巷，如今只剩稀稀落落的脚步声。餐馆的木门紧闭，店主坐在空空的大厅里翻账本，算盘拨弄的声音在空荡空间里格外刺耳。
出租车司机戴着厚厚的口罩，把车窗只摇下一条缝，连乘客要付钱，都得先把纸币伸过来，他再小心翼翼接过，喷一喷，抖一抖。
公交车依旧运行，可一辆大巴车上往往只有三五个人。司机戴着手套，眼神透过后视镜不停地扫乘客，生怕有人咳嗽。座位之间空出好几排，没人愿意彼此靠近。
空气闷热，消毒水的味道压过了汽油味，甚至让人觉得比疾风骤雨还要沉重。
夜晚，城里格外安静。往常的小卖部还会有人下棋、打牌，如今铁门早早拉下。巷子里，只能听见红袖章巡逻队的脚步声。
他们手里举着手电筒，光柱扫过青砖灰瓦，也照亮门口一张张“每日消毒”的字条。
电视成了许多家庭唯一的“窗口”。新闻不断播报确诊和疑似的数字，京城、粤省，滚动的字幕让人心头一紧。南方更凶险，花城医院人满为患，白衣天使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汗水湿透衣衫。
景光线被点名成“最危险的通道”，谁都怕从那边带来不好的消息。新闻结束后，屋里常常一片沉默，只剩钟表“滴答”声敲打着夜。
但生活并没有完全停下。
胡同里有个卖早点的老刘，原本天天摆摊，非典一来，他的摊子不能开。他索性在家里包馒头，挨家挨户敲门：“邻居们，要不要来点？我送过去。”
大家起初不敢要，他就把馒头放门口，留张纸条：“不收钱，咱们一个院的，吃口热的就行。”
几天后，邻居们终于愿意付钱了，还笑着说：“老刘，你这是良心买卖，活生生把馒头做成了‘安心馒头’。”
还有个中学老师张姐，学校停课，她就把电话变成了“热线”。每天上午九点，她给学生打电话，问功课、聊生活。学生们一开始还嫌麻烦，可慢慢发现张老师不仅是布置作业，更是安慰他们：“别害怕啊，你们写的作文我都看了。咱们写写日记，把心里话说出来。”
有个孩子写道：“虽然我们不能去学校，但老师每天打电话来，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志愿者们的身影也多了起来。小区门口摆了个桌子，年轻人戴着红袖章，帮居民测体温、登记出入。
一个叫小李的大学生，本来春天就该准备毕业论文，却天天守在门口。他笑着说：“论文可以晚点写，咱们小区得有人守着。”
偶尔有人埋怨他登记太麻烦，他也不生气：“您多担待，咱这是为了大家安全。”渐渐的，埋怨声少了，反而有人给他送水送饭。
医院外面排队的场景更让人心酸。戴口罩的人们相隔一米一站，谁都不说话，只是默默等待。有人咳嗽一声，立刻有好几道目光投过去，那人慌忙低下头。
但在恐惧之外，也有温情。一个小伙子看到老太太走不动，主动把自己排的号让出来：“大娘，您先去。”老太太不停说：“谢谢你啊，孩子。”
电台主持人则成了“夜里的朋友”。每天深夜，总有一个女声在电台里温柔地说：“各位听众，不要害怕，黎明总会到来。让我们为前线的医护人员鼓掌，他们是最可敬的人。”
在黑暗的房间里，许多人听着听着，眼眶湿润，心却比之前更坚定。
有些年轻人还自发写起了顺口溜贴在楼道：“少串门，多洗手；不恐慌，不添乱。”孩子们无聊，就拿粉笔在胡同口画太阳，画口罩脸，写下大大的字：“加油！”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竟成了大人们心里的一点亮光。
五月的京城，街道空寂，空气中充满刺鼻的消毒水味，可人心里那股子韧劲却慢慢亮了起来。有人还记得抗战的日子，有人回想起大地震，苦难一次次压下来，但人们一次次挺过去。
夜风吹过胡同，吹动墙上的“每日消毒”字条。李大爷喷完最后一轮消毒水，抬头望了望天空。没有飞机的轰鸣，没有游客的喧嚣，只有点点星光。他心里默念一句：“熬过这阵子，就好了。”
的确，生活像钟摆，来回摇晃。可无论如何，人们依旧在坚守、在帮助、在等待。正是这些点点星光，让这个特殊的五月，尽管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却依旧散发出一股子积极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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