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着手指头一算，何淑燕在北大荒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已经漂泊了整整九个年头，眼看就要迈入第十个年头。
这些年，她像一株倔强的野草，在风雨中挣扎求生，可父母接连寄来的几封信，像一块块巨石，砸得她内心翻江倒海，再也无法平静。
这十年，何淑燕的心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家里。她省吃俭用，把每一分挣来的工分、每一块攒下的钱，全都小心翼翼地攒起来，按时邮寄回家。
冬天寄棉袄，夏天寄粮票，逢年过节寄钱，帮父母拉扯弟弟妹妹长大，替家里偿还欠下的债务，实实在在帮了父母不少大忙。
如今，弟弟妹妹们都已长大成人，大姐也早已成家，却始终挂念着她这个远在北大荒的二妹。
当家里人四处打听，得知越来越多的知青都陆续返城，找了工作、成了家、生了娃，而何淑燕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个回城的苗头都没有时，急得连续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
为了让何淑燕尽快回城，家里人接连给她寄了好几封挂号信，字字句句都是焦急的期盼，硬生生把她从北大荒叫了回去，一见面，就围着她出谋划策，最终敲定了一个办法。
让她“以嫁代调”，找个城里或近郊的男人结婚，借着婚姻的名义，把户口调回去，彻底摆脱北大荒的苦日子。
何淑燕看着眼前鬓角斑白、满脸焦灼的父母，心里又酸又涩，忍不住问道：“既然是调户口，怎么不能直接调回哈尔滨？我是哈尔滨人，回自己的家乡，难道不行吗？”
母亲叹了口气，拉着她的手，语气无奈又急切：“不行的，傻丫头。你爸还背着‘走资派’的身份，谁还敢娶你？谁敢帮你调户口？你放心，那边有你表舅帮忙，他在小城大小是个官儿，手里有几分权力，这事他好操作，只要你肯听话，就能离家里近一点，再也不用在北大荒受那份罪了。”
看着母亲苦苦哀求的眼神，想着家里的困境，想着自己十年漂泊的委屈，何淑燕没有反驳的力气，只能无奈点头。
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再次登上了火车，朝着表舅所在的小城而去，心里满是不甘，却又别无选择。
表舅还算上心，给她安排在了单位附近的一间小单间里，狭小却干净，让她休息了小半天，缓解旅途的疲惫。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安排了相亲。
在那个年代，“以嫁代调”的女知青不在少数，表舅也怕夜长梦多，只想尽快把她的婚事敲定。
接下来的几天，何淑燕就像个提线木偶，被表舅和媒人带着，马不停蹄地相亲，见了一个又一个小伙子，可没有一个能让她中意的。
这些人，要么个子矮得不足一米六，要么其貌不扬，满脸褶皱；要么粗俗不堪，一开口就是脏话，吃饭狼吞虎咽；还有的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结结巴巴，连基本的沟通都成问题。
到最后，连媒人都有些不耐烦了，脸色越来越难看，出口就是伤人的话：“行了，姑娘，差不离就得了！你以为那些优秀的小伙子，还用得着等你来挑吗？本地的姑娘早就抢着相中了，轮不到你这个从北大荒回来的知青！”
“他们这些小伙子之所以剩下，还不是多少有点儿毛病？要么家里穷，要么人木讷，要么身体有小缺陷！你自己想想你的条件，爹是‘走资派’，自己是个待了十年的老知青，能跟这些人匹配，已经是勉勉强强了，别不知足！”
这些话，像一把把冰冷的刀子，狠狠扎在何淑燕的心上，让她的心凉了大半截。
她回味着这几天见过的相亲对象，再瞧瞧周围人看她的冷眼。
那种夹杂着同情、嘲讽、轻视的目光，让她总觉得自己头上顶着一顶“知青”的帽子，比人矮一截，有一种被人歧视、被人玩弄的耻辱感。
她在心里疯狂呐喊：知青，怎么了？招谁惹谁了？在北大荒，她当过人民教师，教过无数孩子读书识字；当过户籍民警，挨家挨户核对户籍，赢得过大家的尊重；她是个堂堂正正、有模有样的哈尔滨姑娘，在知青点里，也算有头有脸，多少有几分“公主”般的骄傲。
可到了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城市，她怎么就成了人人可怜、人人可以随意挑剔的“灰姑娘”？那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落差，那种不被尊重的屈辱，让何淑燕彻底心寒了。她当场就拒绝了表舅安排的接下来的相亲，没有丝毫犹豫，扭头就买了返程的车票，重新回到了那片让她又恨又无奈的北大荒。
本以为这样就能摆脱家里的催促，安安静静地继续过日子，可没过多久，何淑燕又收到了一封家信。
信封沉甸甸的，里面写满了父母的焦急和期盼，是姐姐代笔写的：“淑燕，在你相亲的那些日子里，有一个小伙子相中了你，他坚持要跟你结婚。他答应，只要你跟他结婚，就立马把你调到这个小城，给你安排稳定的工作。听表舅说，这个人家里条件还行，人也老实本分，爸妈的意思，这事就这么定了吧，别再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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