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普同的家，稳稳当当地坐落在村子的中央位置。没有刻意挑选的风水，只是祖辈传下来的基业，占地约莫半亩，方方正正。一道用白灰混合着黄土夯筑而成的院墙，将这片小小的天地与外面的世界隔开。岁月无情，雨水冲刷，日晒风化，原本还算齐整的白灰墙皮早已斑驳脱落，露出里面深褐色的土芯，坑坑洼洼，像是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墙根处，顽强地钻出几簇不知名的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曳。
推开位于东北角、几乎正对着中院门的两扇略显破旧的木门，便进了前院。前院不大，却承担着重要的生活功能。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南角那个用石头和泥土垒砌的猪圈，里面哼哧哼哧地住着两头白毛猪。那是家里的“存钱罐”，母亲李秀云每天雷打不动地提着泔水桶去喂它们，看着它们一天天滚圆起来，脸上便会露出对未来的一点期冀。猪圈旁边，一株虬枝盘结的老槐树拔地而起，树冠如盖，荫蔽了小半个前院。春天，满树洁白的槐花缀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甜香。院墙外，紧挨着的地方，还有两颗天生天养的榆树，每到初春，一串串嫩绿的榆钱便挂满枝头，像一串串碧玉铜钱。
穿过前院，推开同样陈旧但对开的中院木门，便来到了后院，也就是一家人真正的生活起居之所。
后院的主体，是坐西朝东的四间正房。正对着中院门的是堂屋（相当于客厅兼餐厅），左右两侧各有一间稍小的屋子，是父母和孩子们睡觉的地方。在正房的北侧，与之呈直角，还有三间坐北朝南的配房。一间是灶房，一间是堆放农具杂物的仓房，另一间则空着，有时也堆放些粮食或柴草。所有这些房屋，无一例外，都是土坯垒就的墙体。
土坯房，是那个年代华北农村最普遍的居所。墙体是用麦草或稻草掺和着黄泥，倒入长方形的木模子里，一块块脱坯晒干后砌成的。屋顶的结构最能体现这种建筑的特色：几根粗壮的原木大梁，稳稳地架在前后山墙之上。在大梁之间，横着搭上许多稍细些、长度在三四尺左右的方形木料——这叫“椽（chuán）子”。椽子排得密密麻麻，像鱼骨一样支撑着更上层的重量。椽子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用芦苇编织成的席子（苇箔），用以承托和找平。再往上，是一层用炉灰渣拌着少量白灰做成的保温层，既保温又能找坡度。最顶上，则是用水泥砂浆抹平压光的屋面。这种屋顶相当结实，不仅能遮风挡雨，平坦的屋顶更是农家的“空中晒场”和储物空间。秋天收了谷子、高粱、棉花，常能看到母亲李秀云踩着梯子爬上去，摊开晾晒。一些暂时不用的家什，比如破箩筐、旧草席，也常堆放在屋顶一角。
吴普同睡觉的屋子，是和妹妹小梅一起的（弟弟家宝还小，暂时跟父母睡）。屋子不大，靠北墙盘着一个占据了几乎三分之一面积的土坯炕。这炕，是冬天里最温暖的存在。灶房烧火做饭的烟火，会通过炕洞曲折地流过炕体，将热量均匀地传递到每一块土坯里。晚上躺在烧得热乎乎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闻着被褥间阳光和尘土混合的味道，是童年最踏实、最幸福的记忆之一。夏天，炕面则会铺上凉席，驱散暑气。
屋子的门和窗户都是木制的。门是对开的，开关时会发出“吱呀”的声响。窗户则是那种老式的小木格子窗棂，一格一格，方方正正。没有玻璃——那是村里的稀罕物，只有大队部或条件最好的人家才用得起。窗户上糊的是韧性很好的白麻纸。每年秋末冬初，寒风渐起时，母亲李秀云就会熬上一小盆浆糊，带着吴普同一起，把窗户上经过一年风吹雨打、已经发黄变脆甚至破损的旧纸小心地撕掉，再用新买来的洁白窗纸重新糊上。新糊的窗户纸透亮了许多，虽然比不上玻璃，但屋里也顿时显得亮堂不少。阳光透过洁白的窗纸照进来，在地上投下窗棂清晰的格子光影。吴普同喜欢用小手轻轻触碰那绷得紧紧的窗纸，感受那微妙的震动和脆弱的质感。糊窗户纸，是迎接寒冬的仪式，也预示着年关将近。
屋子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旧木桌，两三个小板凳，一个掉了漆的木头箱子用来放衣物。墙上可能贴着几张不知哪年哪月的年画，或者用图钉摁着几张吴普同在村小得的印着红五星的奖状。地面是踩实了的土地面，扫得干干净净，但总有扫不尽的细小尘土。
家里的人口也很简单。核心就是爹（吴建军）、妈（李秀云）、妹妹（吴小梅）、弟弟（吴家宝）。爷爷？吴普同只在墙上那张蒙着灰尘、穿着旧式军装的黑白照片里见过。据母亲说，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是在吴建军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好像是生病没的。母亲偶尔会提起，爷爷年轻时当过兵，打过仗，但具体打过谁，在哪里打的，她也说不清楚。那身军装，成了爷爷留在吴普同心中唯一的、模糊而遥远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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