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野猪岭的第七天，林薇所在的转移队伍抵达了一个稍具规模的集镇。这里是通往重庆的必经之路，也是国统区混乱景象的一个缩影。镇子入口处，残破的“抗战救国”标语旁，歪歪扭扭地贴满了各种告示、通缉令和庸医广告。街道上挤满了从各地逃难而来的人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神或麻木，或焦灼。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劣质烟草和一种绝望的气息。叫卖声、乞讨声、孩童的哭闹声、以及偶尔响起的军车喇叭声，混杂成一片令人心烦意乱的喧嚣。
他们的出现，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在这条通往“大后方”的生死线上，像他们这样扶老携幼、伤痕累累的队伍，实在太多了。然而，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首要的问题是落脚处。镇上所有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客栈、庙宇、甚至废弃的仓库——都早已挤满了难民。他们费尽周折，最终只能在一处靠近镇尾、散发着霉味和牲畜粪便气味的破旧车马店后院，找到一小块可以勉强栖身的空地。代价是付出了他们本就不多的盘缠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安顿下来后，老周和水生（他最终被说服一同转移，因其对机械的熟悉可能在重庆更有用）立刻外出打听前往重庆的交通工具和接下来的路线情况。林薇则和妇女们一起，照顾伤员，生火做饭——所谓的饭，不过是把仅存的一点糙米和沿途采摘的野菜混在一起，熬成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稀粥。
然而，就连这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很快受到了威胁。
傍晚时分，几个穿着黑色制服、歪戴着帽子、看起来像地方保安团的人，晃晃悠悠地来到了车马店。为首的是个三角眼、酒糟鼻的矮胖男人，手里拎着一根短棍，目光在难民中扫视，最终定格在林薇他们这支略显不同的队伍上。
“你们，哪来的？”三角眼用短棍敲打着掌心，语气不善。
老周连忙上前，再次拿出那套早已背熟的说辞：“老总，我们从湖北逃难过来的，去重庆投亲。”
“湖北？”三角眼嗤笑一声，“路引呢？”
老周递上路引。三角眼接过来，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其实他识不识字都难说。“这玩意儿，谁知道是真是假？”他随手将路引扔还给老周，目光却瞟向了队伍里那几个稍微整齐点的包袱，尤其是林薇放在身边那个装着文件和钢笔的小布包。
“现在是非常时期，上面有令，所有过往人员，都要接受检查，防止奸细混入！”三角眼义正词严地说着，对手下使了个眼色，“搜！”
几个手下如狼似虎地就要上前翻捡行李。
“老总！使不得啊！”老周急了，试图阻拦，“我们都是良民，带着伤员和孩子，没什么好查的！”
“滚开！”一个手下粗暴地推开老周。
林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的布包里不仅有文件和钢笔，更藏着沈惊鸿给她的那封信和凤凰胸针！这些东西一旦被翻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一个保安团的手即将碰到她布包的瞬间，林薇猛地站了起来。她没有像普通农妇那样惊慌哭喊，而是直视着那个三角眼，声音清晰地问道：“这位长官，请问您是奉了哪一级的命令搜查难民？可有正式公文？我们一路从沦陷区逃出来，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这里，不求救济，只求一条活路。若是长官怀疑我们是奸细，大可带我们去镇上驻军或政府机关核实，何必在此为难我们这些老弱妇孺？”
她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凛然，那口清晰的官话和迥异于寻常难民的气质，让三角眼和他手下都愣了一下。
三角眼眯起他那双小眼睛，重新打量起林薇。这女人虽然衣衫破旧，脸上带着疲惫和风霜，但那份沉静和口才，绝非普通村妇能有。他心里开始犯嘀咕，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哪个落魄书生或者有点背景的人家不会混在难民里？万一踢到铁板……
就在他犹豫的当口，车马店的老板，一个精瘦的中年人，闻讯赶了过来。他显然认识这个三角眼，连忙赔着笑脸，递上几支香烟：“王队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这点小事，哪劳您亲自过问？这些都是可怜人，从鬼子那边逃出来的，不容易……给我个面子，给个方便……” 他一边说，一边悄悄将一小卷法币塞到王队长手里。
王队长捏了捏手里的钱，又看了看镇定自若的林薇和周围那些虽然疲惫却隐隐透着一股韧劲的“难民”，心里的天平倾斜了。为了这点不确定的好处，得罪可能有点来头的人，不划算。
他哼了一声，将钱揣进兜里，对着手下挥了挥手：“行了行了，看他们也不像坏人。走吧，去别处看看！”
一场风波，再次有惊无险地度过。但林薇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在这片法纪松弛、弱肉强食的土地上，他们就像砧板上的鱼肉，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啃噬。
老周和水生带回来的消息也不容乐观。前往重庆的公路早已被各种军政车辆和特权人物垄断，普通人根本别想搭上便车。唯一的希望是沿着古老的驿道步行，或者冒险乘坐那些在长江支流上跑运输的、拥挤不堪且极其不可靠的小火轮。无论哪种方式，都意味着更多的艰辛、更长的耗时，以及无法预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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