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的长江水面，暑气已开始蒸腾，一艘从上海开往武汉的商船在江浪里起伏，甲板上往来的商贩大多扛着货箱，唯有三个穿着青布长衫、戴着圆框旧眼镜的“商人”，眼神里藏着与周遭浮躁截然不同的沉稳——正是乔装改扮的徐Xiang前、桂步蟾与何玉琳。
徐Xiang前手里攥着一个磨损边角的布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只有一本夹在账本里的根据地地图，手指早已把标注着“鄂东北”的区域摸得泛白。他望着江面远处若隐若现的武汉码头，耳边还回响着离开上海前组织同志的嘱托：“光浩同志牺牲的消息暂时不能走漏，红三十一师不能乱，你到了那边，名义上是副师长，实际上要把全师的军事担子挑起来。”
船靠武汉码头时，码头上军警盘查得正严，挎着步枪的士兵逐人检查路引。
桂步蟾往前递了张伪造的“棉布商路引”，笑着跟军警搭话：“老总辛苦，我们是去黄陂收棉布的，这大热天的，您守在这儿也不容易。”
Xu向前则站在一旁，微微低着头，用长衫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余光却把周围的动静摸得一清二楚——他知道，从踏上码头的这一刻起，每一步都得提着心。
三人辗转到黄陂时，天已经擦黑，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在一家挂着“王家客栈”木牌的小院里见到了根据地派来接应的同志。
“徐同志，可算把你们盼来了！”接应的同志压低声音，递过来三顶草帽，“夜里走山路安全，靠山店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向导。”
翻过山店附近的几道山梁时，隐约能听到山坳里传来的狗叫声，徐xiang前脚步没停，只是低声跟身边的桂步蟾说：“注意观察周围，别惊动了民团的暗哨。”
直到天快亮时，才看到远处山林里飘起的几缕炊烟——那是鄂东北根据地的方向。
见到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时，对方刚熬了一夜，眼睛里满是红血丝，握着Xu向前的手就没松开：“光浩同志牺牲后，全师上下都憋着股劲，但也慌着神，你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两人在简陋的土坯房里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徐朋人把红三十一师的兵力部署、干部情况一一细说，最后叹道：“现在还不能跟战士们说光浩同志的事，怕影响士气，你先以副师长的身份到位，慢慢把工作接过来。”
第二天清晨，徐xiang前跟着徐朋人来到红三十一师的驻地，战士们正在操场上操练，握着步枪的手都绷得紧紧的。
徐朋人站在土台上，高声喊道：“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Xu向前同志，从今天起，担任咱们师的副师长！”
战士们纷纷转头看来，徐xiang前往前站了一步，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敬了个军礼：“我是徐xiang前，往后跟大家一起打仗，一起保卫根据地！”他的声音不高，却透着股让人安心的力量，操场上的掌声一下子就响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徐xiang前没闲着，每天天不亮就跟着战士们一起出操，中午到各个连队去跟干部聊天，晚上则在油灯下整理部队的训练记录。
有老兵见他是“中央派来的干部”，还特意给他留了个靠窗的铺位，Xu向前却摆了摆手，把铺位让给了腿上带伤的战士，自己则在墙角铺了层稻草：“都是红军战士，哪有什么特殊的。”他还常常跟炊事班一起去后山挖野菜，跟战士们一起啃掺了麸皮的窝头，有人给他递来腌菜，他也笑着接过来：“跟大家吃一样的，心里踏实。”
谁也不知道，这位看似温和的副师长，夜里在油灯下翻看着吴光浩生前制定的作战计划时，眼眶会悄悄发红。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光浩同志未完成的事业扛起来，绝不能让根据地的战士们失望，更不能让仇者快、亲者痛的事发生在红三十一师身上。
徐Xiang前到红三十一师任职半个月后，部队在一次小规模反“清剿”中打了个胜仗，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两箱子弹。
战士们扛着战利品回到驻地时，脸上都带着笑意，连平时最严肃的连长都忍不住跟身边的人打趣：“这下再跟民团交手，咱们的家伙更硬了！”
徐xiang前看着战士们雀跃的样子，知道宣布消息的时机到了。
当天傍晚，他让通信员通知各连队干部和骨干战士，到师部的土坯房开会。
夕阳把土坯房的窗户染成了橘红色，屋里的长条木凳上坐满了人，徐xiang前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攥着一张叠得整齐的纸——那是吴光浩牺牲的情况报告。
“同志们，今天叫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徐xiang前的声音比平时沉了些，屋里的笑声一下子就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顿了顿，缓缓展开那张纸：“咱们的师长吴光浩同志，在罗田县滕家堡遭遇民团伏击，已经壮烈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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