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文化馆展厅的过程，像一场缓慢而无声的溃败。苏建国在前，用他依旧宽厚却明显佝偻了几分的脊背，沉默地分开前方或好奇、或同情、或依旧带着几分惊愕未散的人群。他没有看任何人，目光死死盯着前方的出口，仿佛那里是唯一的光亮，是必须尽快抵达的避难所。
张玉芬紧跟在苏建国身后，她的一只手紧紧搀扶着苏卫民的胳膊。卫民整个人几乎是挂在她的身上，脚步虚浮踉跄，如同一个被抽走了所有骨骼和灵魂的布偶。他的头深深地垂着，下巴几乎要抵到胸口，凌乱的发丝遮住了他大部分脸庞，只露出一个毫无血色的、紧绷的下颌轮廓。他的眼睛空洞地大睁着，却没有任何焦距，只是茫然地盯着自己移动的、沾满油彩碎屑的鞋尖，仿佛在确认自己还在移动这个事实。晓光那只被他死死攥住的小手，成了连接他与这个突然变得无比陌生和充满恶意的世界的唯一纽带，他用尽了全身残余的力气抓住它，指甲几乎嵌进晓光柔嫩的皮肤里。
晓光没有喊疼，也没有试图挣脱。她紧紧地挨着三舅，用自己小小的身体努力支撑着他一部分重量，另一只手还笨拙地抱着自己那个晃来晃去的书包。她仰着脸，看着三舅那副失魂落魄、仿佛整个天都塌下来的样子，乌溜溜的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却倔强地没有让它们掉下来。她只是更加用力地回握住三舅冰冷而颤抖的手，一遍遍在心里重复着：“不怕，三舅，我们回家，马上就到家了。”
他们身后，是那片尚未散去的、低沉的议论声浪，像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挥之不去。
“唉，可惜了，那么好一幅画……”
“这作者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
“听说精神不太正常，受不了刺激……”
“领导还在呢，这可怎么收场……”
“那孩子是他外甥女吧？真懂事……”
“这家人，也真是不容易……”
这些声音，如同冰冷的针，细细密密地刺在苏建国和张玉芬的背上，更如同无形的巨石，砸向苏卫民那已然破碎不堪的精神世界。他听不清具体的词语，但那汇聚成的、指向他的声浪，本身就是一种酷刑。他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喉咙里发出压抑不住的、细微的抽气声，仿佛随时会再次崩溃。
张玉芬能感觉到他手臂上传来的剧烈颤抖，她更加用力地搀扶住他，同时微微侧过身，试图用自己并不算宽阔的肩膀，为他挡住一部分来自背后的目光和声浪。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行动传递着无声的支持和守护。
终于，穿过了最后一段仿佛无比漫长的走廊，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隔绝内外的大门。外面秋日下午的阳光，带着些许暖意，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与展厅内那种人工的、带着审视意味的灯光截然不同。但这久违的自然光亮，似乎也刺痛了苏卫民，他猛地闭了一下眼睛，身体瑟缩了一下，将头垂得更低。
苏建国已经快步去推来了三轮车。他沉默地将车停稳，然后和张玉芬一起，几乎是半抱半扶地将完全失去自主行动能力的苏卫民弄上了车斗。苏卫民像一摊软泥般瘫坐在那里，依旧低着头，双手无意识地绞在一起，那上面干涸的、混乱的油彩，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
晓光也跟着爬上了车斗，紧紧地挨着三舅坐下，依旧没有松开他的手。张玉芬也坐了上去，坐在卫民的另一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避免他被街上的行人过多注视。
苏建国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胸腔里所有的憋闷和痛楚都吐出去，然后猛地蹬起了三轮车。车轮转动，发出熟悉的吱呀声，载着这一车沉默的、承载着巨大伤痛的人，驶离了文化馆，驶向了回家的路。
车行在熟悉的街道上，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退。卖菜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孩童的嬉闹声……这些平日最寻常的市井之声，此刻听在苏卫民的耳中，却变得无比遥远和模糊，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无法穿透的毛玻璃。他的世界，在画布被撕裂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崩塌了。
那幅画，不仅仅是一张涂了颜色的布。那是他笨拙地、用了很久很久才画出来的，是他眼中福利厂阿姨们的样子，是他为数不多的、能够安静地、专注地去做的一件事。他不懂什么叫艺术，不懂什么叫展览，他只知道，那里面藏着他熟悉的气味，熟悉的动作，熟悉的颜色。那是他贫乏而封闭的内心世界里，一个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小小的、安全的角落。
而现在，这个角落，被他亲手撕碎了。
不是因为不喜欢，恰恰是因为太害怕。那些聚集的目光，那些听不懂的议论，那个威严人物手指的指向和要将画送到更远地方的话语……所有这些，都像无数双无形的手，粗暴地闯入了他的小角落，要将它暴露在刺眼的阳光下，暴露在无数陌生人的审视下。他感到的是一种被侵犯、被剥离、被架在火上烤的巨大恐惧。毁掉它，是他在极致恐慌下，唯一能想到的、保护自己那点可怜安全感的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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