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暮春，苏州府的市集上总是热闹非凡。布市街旁的茶馆里，几位茶客正围着一张桌子，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你们听说了吗？苏将军家的小姐苏瑶，开的那个逸品女红坊，可帮了不少穷苦女子！我家邻居林嫂，以前一天赚三十文都难，现在在女红坊做工，一个月能拿两千多文，不仅给她夫君治好了腿，还送孩子去私塾读书了！”
“可不是嘛！我家娘子前两天在逸品轩买了个刺绣香囊，绣的莲花跟真的一样，才五十文钱，比集市上那些粗制滥造的好多了！听说这香囊都是女红坊的女子做的，买一个还能帮衬她们，咱们也乐意！”
茶客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传到路过的苏州府知府耳中，他笑着摇了摇头 —— 自逸品女红坊运营三个月来，这样的称赞他早已听了无数次。百姓们不仅口口相传，还有十余户受益的家庭，自发凑钱做了一块 “贤良淑德，为民谋福” 的木牌，送到了女红坊门口，苏瑶推辞不过，只能将木牌挂在院子的显眼处，每当女子们看到木牌，心中便多了几分干劲。
苏瑶的名声，不仅在江南民间传开，还传到了长安的朝堂之上。早朝后的议事中，户部尚书提及江南织造税收增长时，特意说道：“江南织造府能扭转乱象，逸品女红坊功不可没。苏瑶姑娘以女子之身，将商业与民生结合，既带动了布匹销售，又帮助百余女子增收，实为‘实用利民’的典范，这样的人才，值得朝廷鼓励。”
连此前对女子参与官营事务颇有微词的保守派，态度也悄然转变。张柬之的门生、吏部主事李大人，在一次私下议事中说道：“苏定方之女苏瑶，开设女红坊虽有违‘女子相夫教子’的传统，却切实解决了贫困女子的生计问题，让她们不再依赖救济，反而能为家庭、为朝廷创造价值。可见女子并非只能困于内宅，亦能为朝廷分忧，为民生出力。”
这番话传到张柬之耳中，他虽未公开表态，却也没有反驳 —— 此前他派去江南的亲信，传回的奏报中详细描述了女红坊的运营：女子们有序劳作，收入稳定，百姓好评如潮，并无半分乱象。张柬之看着奏报，沉默良久，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将奏报放在案上，默认了这份认可。
面对纷至沓来的称赞，苏瑶却并未骄傲。一日午后，她带着随从去苏州府下辖的乡镇巡查，路过一个小村庄时，看到一位名叫王婶的女子，正坐在自家门口缝补衣裳，身旁还躺着生病的老母亲，孩子则在一旁玩耍。苏瑶上前询问，得知王婶也擅长女红，却因要照顾母亲和孩子，无法去城里的女红坊做工，只能接些零散活计，收入微薄。
“这样的女子，江南还有不少吧？” 苏瑶问随行的乡镇里正。里正点头道：“回苏姑娘，像王婶这样的，每个村都有三四户，家里有老人或孩子要照顾，走不开，只能守着家做些针线活，日子过得苦啊。”
苏瑶心中一动，回到女红坊后，立刻给长安的李逸写信，提出新的构想：“李逸哥哥，我想在女红坊推出‘居家制作’模式 —— 让那些无法到坊做工的女子，在家中制作香囊或简单的棉布衣物，我们定期派人上门收取成品，按件付酬。这样既能帮助更多女子，也能扩大女红坊的产量，满足逸品轩的订单需求。”
李逸收到信后，当即回信支持，还附上了具体建议：“‘居家制作’需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原料配送与成品回收，二是质量把控。可在江南各州县的乡镇便民处设立‘女红代收点’，由代收点统一发放原料、回收成品、检验质量，再由代收点将成品运往女红坊总部，这样既方便女子交送，也便于管理。”
苏瑶按此建议，立刻行动。她先在苏州府周边的五个乡镇试点，选择乡镇中心的杂货店或驿站作为代收点，与店主签订协议：代收点负责登记居家制作女子的信息、发放原料（按女子的产能定量发放，避免浪费）、回收成品并初步检验（检查针脚、图案是否合格），每协助完成一笔交易，给予店主五文钱的提成。
王婶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到代收点报名。代收点的店主给她发放了制作十个简易款香囊的布料与丝线，还附赠了一张针法示意图：“王婶，您做好后拿回来，我检查合格了，就给您两百文钱，要是做得好，下次还能给您发精致款的原料。”
王婶抱着原料回家，日夜赶工，只用五天就完成了十个香囊，针脚整齐，图案完整。店主检验合格后，当场给了她两百文钱。王婶拿着钱，激动得眼泪都掉了：“这下好了，我在家照顾母亲和孩子，也能赚钱了！多谢苏姑娘，多谢你们！”
试点成功后，苏瑶在江南十余个州县设立了三十余个代收点，共招募了两百余名居家制作的女子，其中既有像王婶这样的家庭主妇，也有手脚不便的残疾女子。为了保证质量，苏瑶还让女红坊的资深绣娘，每月到各个代收点巡查一次，现场指导居家制作的女子，纠正她们的针法问题，确保成品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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