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意识到，自己先前将皇城司的膨胀，下意识地类比于记忆中那些模糊而恐怖的影像——明朝的锦衣卫、东西厂。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错置”的焦虑。
此刻，他清晰地看到了本朝与后世那些皇权无限膨胀的王朝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祖宗家法”的铁壁：本朝开国以来，“防微杜渐”四字乃是铁律。太宗、真宗、仁宗，历代先帝对宦官、外戚、女宠、宗室干政的防范，可谓到了极致。
宦官最高官阶不过遥郡，实权有限，且时刻处于台谏御史的虎视眈眈之下。“内臣结交外朝”乃是大忌，一旦发现，必遭重谴。”
士大夫集团的“天罗地网”：整个文官系统，从宰相到言官，其存在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格君心之非”，防止皇权滥用于私欲。
皇城司若真敢有丝毫逾越，弹劾的奏章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这些重臣，绝不会坐视一个宦官机构坐大。“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口号，是刻在帝国骨子里的权力结构。”
军队系统的独立性：枢密院-三衙的体系，与内侍省系统泾渭分明。宦官监军虽有其职，但想如唐代宦官般掌握神策军那样的禁军主力，在本朝无异于痴人说梦。
想到此处，赵顼甚至带着几分自嘲地腹诽：“莫说是李宪，就算把那明朝的魏忠贤、刘瑾弄到朕这熙宁朝来，面对这满朝朱紫、言路清明的局面，怕也得规规矩矩跪下磕头，敢有半点不轨之心，顷刻间便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排除了对“权阉”的恐惧，赵顼的思考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他意识到，真正的风险并非李宪个人会变成权臣，而是皇城司目前这种“政商一体”、“使命模糊”的运作模式本身，存在巨大的制度性风险。
职能异化：一个情报机构，如果其主要精力、资源和成就感来源于商业利润，那么其搜集情报的本职工作必然会退化，甚至可能为了商业利益而扭曲情报（例如，隐瞒边境冲突以维持贸易畅通）。
腐败温床：巨额利润在不透明的状态下流转，必然滋生庞大的腐败空间，腐蚀皇城司的战斗力。
授人以柄：此事若被朝臣知晓，攻击的将不是李宪，而是他赵顼本人！“遣中使经商，与民争利”的罪名，足以严重损害他的“明君”形象，动摇变法图强的合法性。
“所以，问题不在于李宪是否忠诚，而在于朕赋予它的这把‘剑’，剑柄之上，又生出了一条‘钱鞭’。
剑鞭一体，虽威力倍增，却也难以驾驭，易伤自身。朕要做的，不是毁掉这把利器，而是……将其‘剑’与‘鞭’分离，各自装上合适的剑鞘和鞭柄。”
一个清晰而大胆的改革方案，在赵顼脑海中逐渐成形——对皇城司进行“职能剥离”，实行“明暗分治”。
“明组”——回归本业的“皇城司”：
职能：专职负责京师治安、宫禁宿卫、侦缉谋逆、监察百官（有限度）等传统职能。一切行动需符合制度，接受三司（刑部、大理寺）的有限监督和台谏的质询。
目标：使其成为一个高效、专业、透明的情报与安保机构，重归“天子耳目”的本位。
经费：由朝廷正常拨款，保持其“清水衙门”的性质，避免被经济利益腐蚀。
“暗组”——新设的“皇家采办司”（或内帑经营司）：
职能：将目前皇城司负责的海外贸易、内廷制造品变现等所有商业活动，完全剥离出来，成立一个全新的、直属于皇帝的内廷机构。它类似于后来清朝的“内务府”的概念，专司为皇帝和内库“创收”。
运作：继续利用皇城司遗留的海外网络和曹家等白手套，但其人员、账目完全独立。负责人可由精明强干、深谙商道的宦官或皇帝亲信的低级官员担任。
管理：其财务必须严格审计，巨额支出需皇帝亲自审批。赵顼设想，那“三成”利润不再直接留给皇城司，而是纳入这个新机构的运作成本与皇帝特别基金，每一文钱的动用，都必须由他朱笔批准。
人事与制衡：
李宪可以继续担任皇城司都知，展现皇帝对他的信任。但新成立的“皇家采办司”的主官，需另选他人，形成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均对皇帝直接负责的局面。
如此，权力分散，职责清晰，财务透明。既保留了“造血”功能，又杜绝了机构尾大不掉的风险。
然而，赵顼并没有立即下旨推行这套方案。他强压下心中的激动，告诫自己：“朕虽思得一策，然未必尽合实情。李宪等人久历其事，其中艰难、关窍，彼等深知。贸然行事，恐生窒碍。”
他决定，耐心等待各地皇城司负责人返京述职。他要亲耳听听一线的声音：
海外贸易的具体流程、风险何在？
与各地豪强、辽夏官员打交道，有哪些不成文的规则？
现有的这套模式，哪些是高效的，哪些是弊病丛生的？
他要将这次述职，变成一次全面的调研和听证会。他的改革方案，将基于这些一手信息进行微调，确保其既符合帝王控权的意志，又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
窗外的雪依然在下，赵顼的心却已豁然开朗。最初的恐慌，源于对历史幽灵的错误联想；而现在的从容，则建立在对北宋制度现实的清醒认知和对未来制度的缜密规划之上。
他不再视皇城司为潜在的怪物，而是看作一件有些复杂的工具。他的任务，不是摧毁它，而是重新设计它，给它装上安全的握柄和精准的标尺。
“李宪，还有你手下的干将们……”赵顼望向大名府方向，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朕等着你们回来。
朕要听听，你们这把‘利剑’，在过去一年里，究竟磨得如何了。朕，要亲手为它打造一副新的剑匣。”
这一刻，年轻的皇帝真正开始领悟，治国之道，不在于消灭问题，而在于驾驭问题，将挑战转化为新的机遇和制度创新。熙宁时代的改革精神，已从他处理这件“家事”中，悄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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