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回到家中，陈诚泡了杯安神茶，在书房的落地灯下独坐了片刻。窗外的北京城已沉入寂静，他忽然想起，似乎有段日子没给家里打电话了。看了眼腕表，时间还不算太晚，便拿起座机，拨通了老家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母亲贺兰英，一听是儿子的声音，原本的欢喜立刻转成了带着疼惜的埋怨：“你还知道往家里打电话呀？大忙人！电影拍完了也不说回来看看，报纸上倒时不时能看见你的消息，又是香港又是深圳的，比世界首富还忙！身体还要不要了？吃饭准不准时？”
陈诚赶紧把话筒拿远了些，等母亲那连珠炮似的关心与“教训”稍歇，才赔着笑连连认错：“妈，我错了，真错了。最近是忙晕了头，刚缓过来点。您和我爸身体都好吧？”
“好什么好，你不在跟前，能好到哪儿去？”贺兰英语气软了下来，到底是心疼儿子，“你爸在边上呢，让他跟你说。”
电话那头传来父亲陈向生稳重的声音，比起母亲的直率火爆，父亲向来更克制，也更关心具体事务：“小诚，工作再忙，也要注意劳逸结合。你妈是担心你。最近一切都还顺利吧？”
“爸，我都好，你们放心。”陈诚心里一暖，“倒是你们，别太累了。超市那边怎么样了？我听国富提过一嘴，说扩张得很快。”
提到“繁星精品超市”，贺兰英的声音立刻又充满了干劲，抢过了话头：“正要跟你说呢！现在咱们的超市可不是以前那样小打小闹了。按照你当初定的那个调子——好东西、实价钱、良心做——现在已经在全国三十多个重点城市铺开了。选址都是最好的商圈，装修、服务都按最高标准来。”
她语速快，带着自豪：“关键是供应链，咱们可下了大功夫！专门派了好几拨人，天南海北地去找那些有年头、有口碑的老牌子，好多都是以前质量顶好，但后来被洋牌子或者乱搞的市场给挤得快活不下去的厂子。咱们跟他们签长期合同，保证用量，价格也给得公道，让这些老实做东西的企业能缓过气来，重新把好东西做出来。现在啊，好多地方的领导都欢迎咱们去开超市，说咱们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提供好东西，不玩虚的，价格虽然比一般超市高点，但值那个价，不是黑心乱抬价。”
陈诚听着，嘴角不自觉扬起。这正是他当初给母亲规划的方向：不做廉价倾销，也不追求奢侈暴利，而是抓住消费升级的初始浪潮，主打“精品”和“信任”，重建消费者对国产品质的信心。
贺兰英继续道：“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么一搞，好些原来琢磨着学国外那种会员制仓储超市（比如山姆店）的，都有点不敢跟了。咱们把性价比和品质的标杆立在这儿了，他们那套玩法利润空间被压得太薄。而且看咱们这架势，是要把这模式铺遍全国，很多同行都说‘太恐怖了’。”
陈诚笑出声：“妈，您这是做好事，也是做大事。让好东西回归它应有的价值和位置，让良心企业有活路，让老百姓买得放心，这比单纯赚钱有意义多了。您就放手去干，别怕花钱，咱们家现在什么都可能缺，就是不缺支持您做这事的钱。”
贺兰英在电话那头也笑了，语气却认真：“钱的事不用你操心。超市现在是薄利多销，现金流健康得很，利润是没那些玩花活的高，但细水长流，踏实。你妈我忙是忙，但心里痛快！”
又和父母聊了会儿家常，嘱咐他们一定保重身体，陈诚才挂了电话。书房重归宁静，他心中却因这通电话而充满暖意与力量。家人的安康与事业的并进，是他所有奔波背后最坚实的支撑。
接下来的日子，陈诚的生活进入了规律而充实的轨道。他大部分时间泡在东方梦工厂的剪辑中心，与老吴团队反复推敲《花木兰》的每一个镜头组合、节奏起伏、情绪递进。有时为了一个转场或一段戏的取舍，他能和剪辑师们讨论上大半天，力求精准还原甚至超越他最初构想中的画面与情绪。
他也时常驱车前往怀柔的数字特效基地，查看《花木兰》特效镜头的制作进展。在巨大的屏幕前，他仔细审看已成型的战争场面渲染、法术特效的粒子动态、以及无数细微的环境融合与细节增强。他对细节要求极高，有时会指着某个光影细节或物理模拟提出修改意见，但整体基调是鼓励与信任。他反复对贺云宇和特效团队强调：“我们不赶工，要的是最终极致的呈现。这部电影瞄准的是明年暑期档，我们有时间精益求精。”
在专注于《花木兰》后期制作的间隙，陈国富敲开了陈诚办公室的门，手里拿着份装帧精美的邀请函。
“陈总，今年金马奖的邀请到了，咱们去吗？”陈国富将邀请函放在桌上。
陈诚拿起邀请函看了看，略作思索。金马奖作为华语电影界历史最悠久的奖项之一，眼下仍保持着相当的含金量和影响力，与后来逐渐窄化的格局不同，此时它仍是两岸三地电影人共同瞩目的舞台。他想起刘亦菲，她去年虽未获奖，但曝光与提名本身对提升演员的业内认可度和商业价值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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