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凌晨五点四十二分。
火车站的第三候车室空无一人，只有清洁工推着吸尘器发出单调的嗡鸣。杨丽娅坐在最角落的塑料椅上，用一份皱巴巴的《新苏黎世报》挡住脸，眼睛却透过报纸边缘的缝隙，盯着入口处的安检门。
她已换了三套衣服，扔掉了所有可能被追踪的电子设备，包括那支伪装成口红的存储器——里面的数据已通过火车站寄存柜的死信箱，传回了国内。现在她身上只有少量现金、一本伪造但质量极高的新加坡护照，以及一枚藏在牙缝里的微型定位器——那是最后的保险，只有在她生命体征消失超过二十四小时后，才会激活发送位置。
距离最早一班前往维也纳的列车发车，还有一小时十八分钟。
她闭上眼，试图回忆昨晚每一个细节：伯格电话里的威胁、走廊里的脚步声、窗台下的空调外机、排水管的触感、小巷里狂奔时擦过脸颊的风……然后是火车站，在自动售票机前用现金买票时颤抖的手指，在卫生间里换装时镜中那张苍白但冷静的脸。
“女士，需要帮忙吗？”
杨丽娅猛地睁眼。一个穿着火车站制服的中年男人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扫帚，眼神温和。
“不用，谢谢。”她用带着口音的德语回答，同时握紧了藏在报纸下的匕首——那是从酒店房间顺走的拆信刀，简陋但锋利。
男人点点头，推着清洁车走开了。但杨丽娅注意到，他离开时，左手在裤袋里轻轻按了一下。
她的心跳漏了一拍。是错觉，还是……
五分钟后，两个穿着便装、但步伐和姿态明显受过训练的男人走进了候车室。他们没有四处张望，径直走向站内便利店，买了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坐在了距离杨丽娅二十米外的长椅上。
太刻意了。真正的旅客不会在凌晨六点坐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悠闲地吃早餐。
杨丽娅计算着距离和时间。最近的出口在三十米外，但要经过那两人面前。卫生间在后面十五米，但那是死路。站台入口在左侧，但需要验票，而且现在还未开放。
她缓缓站起身，将报纸叠好放在椅子上，拎起那个装着替换衣服的廉价帆布包，走向卫生间方向。
余光里，那两人没有动，但其中一人的手伸进了外套内袋。
卫生间里只有一个隔间亮着“空闲”的绿灯。杨丽娅推门进去，反锁，然后迅速从帆布包里取出一套新的衣服——清洁工制服，是她半小时前从火车站员工更衣室“借”的。
三分钟内，她变成了一个戴着眼镜、扎着马尾、提着水桶和拖把的女清洁工。她在脸上抹了点灰，推开水桶下方隐藏的夹层，将原来的衣服和帆布包塞进去。
开门，推着清洁车出来。那两人还坐在长椅上，其中一个正对着微型麦克风低声说着什么。
杨丽娅低着头，推车经过他们身边，拖把不小心碰到了其中一人的鞋。
“噢，对不起先生。”她用含糊的瑞士德语嘟囔，蹲下用抹布擦拭。
男人皱眉缩回脚：“没关系。”
杨丽娅站起身，推着车继续向员工通道走去。她的手心里，多了一枚从男人鞋底边缘粘下的微型追踪器——那是她刚才蹲下时，用抹布上的特制胶泥粘下来的。
员工通道的门需要刷卡。她没有卡，但知道一个漏洞——紧急出口的警报器昨晚坏了，还没来得及修。这是她在更衣室顺走制服时，听两个真清洁工聊天知道的。
她推开紧急出口的门，没有警报。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后巷，堆满了垃圾桶。晨光微曦，空气冷冽。
杨丽娅扔掉清洁车，从水桶夹层里取出自己的东西，快步走进巷子深处。在一个废弃的电话亭后面，她换回了便装，将那套制服塞进垃圾桶底部。
现在她有两个选择：按原计划去维也纳，或者改变目的地。
她看了眼手中那枚微型追踪器。对方在她身上放置追踪器，说明他们不确定她的具体位置，只能用广撒网的方式。但刚才的清洁工试探，说明他们已经把搜索范围缩小到了火车站。
去维也纳的列车太显眼了。而且，如果对方在火车站有眼线，很可能也在主要列车上安排了人。
她需要一个完全不在计划中的目的地，一个他们想不到的地方。
杨丽娅走出小巷，来到一条稍宽的街道。早班电车正缓缓驶来。她看了眼线路图：5路电车，终点站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校区。
学术界。伯格网络的触角主要伸向企业和研究机构，但对顶尖学府的渗透相对谨慎——那里的学者更独立，舆论监督更严。
她上了电车，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厢里只有几个早起的老人和学生。
电车启动，城市在窗外缓缓后退。杨丽娅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突然感到一种深切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累，而是那种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被多方势力追逐、不知前路在何方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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