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15日，沈阳小西边门）
青灰色的云压在奉天城的房檐上，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坠着。陈峰蹲在“福顺客栈”后院的墙根下，指尖捻着半块青砖的碎屑——这墙是土坯混着碎砖垒的，砖缝里嵌着几粒生锈的弹壳，看形制是日军三十年式步枪的，不知是哪个年月嵌进去的。
“陈先生，喝口茶？”老烟枪佝偻着背凑过来，手里的粗瓷碗豁了个口，里面的茶叶梗子竖着浮着，像片没扎根的野草。他今天没戴那顶油腻的毡帽，露出光溜溜的头皮，顶心处有块浅褐色的疤，“庚子年那会儿，俄国毛子在这院儿里枪毙过义和团，子弹壳埋了一地，下雨就冒出来。”
陈峰接过碗，茶水温吞吞的，带着股土腥味。他没喝，目光越过老烟枪的肩膀，落在客栈后墙的阴影里——那里藏着他从奉天站仓库“借”来的帆布包，里面是他穿越时身上唯一的东西：一套特战迷彩作训服、一把95式军刺、一个太阳能充电器（已经没电了），还有半块压缩饼干。
三天前，他在奉天站用一记精准的关节技放倒了两个骚扰林晚秋的日本浪人，老烟枪拽着他钻进这条巷子时，他还攥着那把军刺。现在军刺藏在客栈床板下，磨得发亮的刀刃上，还沾着点没擦干净的暗红——不是血，是老烟枪用铁锈水给他做的“旧”，免得这过于“新式”的玩意儿惹眼。
“佐藤英机的人，昨天在北市场盘查了三个卖烟卷的。”老烟枪往手心啐了口唾沫，用粗糙的手指卷着烟丝，“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灰布短褂，高个，左手虎口有茧子’的男人——说的就是你，陈先生。”
陈峰的左手下意识地蜷了蜷。虎口的茧子是常年握枪磨出来的，在这个用步枪都得“三点一线”瞄半天的年代，这种茧子的形状确实扎眼。他昨天去北大营外围踩点时，就感觉有人跟着，原来是佐藤的人。
“那姓佐藤的，到底什么来头？”陈峰问。他对这个名字的印象，还停留在老烟枪含糊的描述里——“日本领事馆的官儿，穿西装，戴金丝眼镜，见人三分笑，转头就能让人掉脑袋”。
老烟枪划了根火柴，硫磺味在潮湿的空气里飘散开。他吸了口烟，烟锅里的火星亮了亮，照出他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的灰：“前几年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当翻译，跟张少帅的人吃过饭，还能写毛笔字，听说在东京大学念过汉学。”他顿了顿，烟锅往鞋底磕了磕，“但上个月中村事件，就是他带人去查的‘失踪’——那关东军参谋，死得不明不白，他却能拿出一堆‘证据’，说是被东北军杀的。”
中村事件。陈峰的手指在膝盖上叩了叩。他记得历史书上写过，1931年8月，日本关东军参谋中村震太郎带着测绘队潜入东北军防区，被第7旅逮捕后秘密处决，这成了日军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借口。而现在，距离九一八还有一个月，佐藤英机已经在为这场“借口”铺路了。
“北大营那边，有动静吗？”陈峰问。前天他混在送菜的马车里靠近过第7旅的营地，铁丝网新换了圈带刺的，岗哨比往常多了一倍，士兵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但看他们的站姿——松垮，眼神涣散，不像要打仗的样子。
老烟枪往巷口瞥了眼，那里有个挑着剃头担子的，铜盆在阴天下泛着冷光。他压低声音：“赵连长被关禁闭了。”
陈峰猛地抬头：“为什么？”
赵山河，东北军第7旅32团1营的上尉连长，三天前他在军营门口拦住陈峰，听完他说“日军可能在柳条湖附近动手”，先是骂他“疯职”，但在陈峰画出日军演习时的火力部署图后，又盯着他看了半晌，撂下句“你等着”就进了营。
“听说他去找团长理论，”老烟枪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说要加强柳条湖那边的巡逻，还说日军最近的演习不对劲。团长把他骂了一顿，说他‘造谣惑众，扰乱军心’，关了三天禁闭。”
陈峰捏着粗瓷碗的手指紧了紧，碗沿的豁口硌得掌心生疼。他早该想到的——在“不抵抗”的命令下，任何“备战”的举动都是错的。张学良在北平养病，荣臻坐镇奉天却一味求和，下面的军官就算看出不对劲，也只能憋着。
“叮铃——”巷口的剃头担子摇了摇铃铛，那剃头匠抬起头，帽檐下的眼睛飞快地扫过客栈后院。陈峰立刻低下头，假装看地上的蚂蚁，眼角的余光却瞥见那人腰间鼓囊囊的，像是揣着枪。
“走了。”老烟枪拽了拽他的胳膊，“那是领事馆的‘浪人’，看着像剃头的，其实是佐藤的眼线。”
两人猫着腰钻进客栈的后门，穿过弥漫着霉味的走廊，回到陈峰住的那间偏房。房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缺腿的八仙桌，墙角堆着些没人要的杂物——一个破了口的陶罐，几件打补丁的旧军装，还有半盒没开封的“哈德门”香烟，是老烟枪昨天塞给他的，说“见人递烟，好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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