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15日,沈阳小西边门)
青灰色的云压在奉天城的房檐上,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坠着。陈峰蹲在“福顺客栈”后院的墙根下,指尖捻着半块青砖的碎屑——这墙是土坯混着碎砖垒的,砖缝里嵌着几粒生锈的弹壳,看形制是日军三十年式步枪的,不知是哪个年月嵌进去的。
“陈先生,喝口茶?”老烟枪佝偻着背凑过来,手里的粗瓷碗豁了个口,里面的茶叶梗子竖着浮着,像片没扎根的野草。他今天没戴那顶油腻的毡帽,露出光溜溜的头皮,顶心处有块浅褐色的疤,“庚子年那会儿,俄国毛子在这院儿里枪毙过义和团,子弹壳埋了一地,下雨就冒出来。”
陈峰接过碗,茶水温吞吞的,带着股土腥味。他没喝,目光越过老烟枪的肩膀,落在客栈后墙的阴影里——那里藏着他从奉天站仓库“借”来的帆布包,里面是他穿越时身上唯一的东西:一套特战迷彩作训服、一把95式军刺、一个太阳能充电器(已经没电了),还有半块压缩饼干。
三天前,他在奉天站用一记精准的关节技放倒了两个骚扰林晚秋的日本浪人,老烟枪拽着他钻进这条巷子时,他还攥着那把军刺。现在军刺藏在客栈床板下,磨得发亮的刀刃上,还沾着点没擦干净的暗红——不是血,是老烟枪用铁锈水给他做的“旧”,免得这过于“新式”的玩意儿惹眼。
“佐藤英机的人,昨天在北市场盘查了三个卖烟卷的。”老烟枪往手心啐了口唾沫,用粗糙的手指卷着烟丝,“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灰布短褂,高个,左手虎口有茧子’的男人——说的就是你,陈先生。”
陈峰的左手下意识地蜷了蜷。虎口的茧子是常年握枪磨出来的,在这个用步枪都得“三点一线”瞄半天的年代,这种茧子的形状确实扎眼。他昨天去北大营外围踩点时,就感觉有人跟着,原来是佐藤的人。
“那姓佐藤的,到底什么来头?”陈峰问。他对这个名字的印象,还停留在老烟枪含糊的描述里——“日本领事馆的官儿,穿西装,戴金丝眼镜,见人三分笑,转头就能让人掉脑袋”。
老烟枪划了根火柴,硫磺味在潮湿的空气里飘散开。他吸了口烟,烟锅里的火星亮了亮,照出他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的灰:“前几年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当翻译,跟张少帅的人吃过饭,还能写毛笔字,听说在东京大学念过汉学。”他顿了顿,烟锅往鞋底磕了磕,“但上个月中村事件,就是他带人去查的‘失踪’——那关东军参谋,死得不明不白,他却能拿出一堆‘证据’,说是被东北军杀的。”
中村事件。陈峰的手指在膝盖上叩了叩。他记得历史书上写过,1931年8月,日本关东军参谋中村震太郎带着测绘队潜入东北军防区,被第7旅逮捕后秘密处决,这成了日军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借口。而现在,距离九一八还有一个月,佐藤英机已经在为这场“借口”铺路了。
“北大营那边,有动静吗?”陈峰问。前天他混在送菜的马车里靠近过第7旅的营地,铁丝网新换了圈带刺的,岗哨比往常多了一倍,士兵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但看他们的站姿——松垮,眼神涣散,不像要打仗的样子。
老烟枪往巷口瞥了眼,那里有个挑着剃头担子的,铜盆在阴天下泛着冷光。他压低声音:“赵连长被关禁闭了。”
陈峰猛地抬头:“为什么?”
赵山河,东北军第7旅32团1营的上尉连长,三天前他在军营门口拦住陈峰,听完他说“日军可能在柳条湖附近动手”,先是骂他“疯职”,但在陈峰画出日军演习时的火力部署图后,又盯着他看了半晌,撂下句“你等着”就进了营。
“听说他去找团长理论,”老烟枪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说要加强柳条湖那边的巡逻,还说日军最近的演习不对劲。团长把他骂了一顿,说他‘造谣惑众,扰乱军心’,关了三天禁闭。”
陈峰捏着粗瓷碗的手指紧了紧,碗沿的豁口硌得掌心生疼。他早该想到的——在“不抵抗”的命令下,任何“备战”的举动都是错的。张学良在北平养病,荣臻坐镇奉天却一味求和,下面的军官就算看出不对劲,也只能憋着。
“叮铃——”巷口的剃头担子摇了摇铃铛,那剃头匠抬起头,帽檐下的眼睛飞快地扫过客栈后院。陈峰立刻低下头,假装看地上的蚂蚁,眼角的余光却瞥见那人腰间鼓囊囊的,像是揣着枪。
“走了。”老烟枪拽了拽他的胳膊,“那是领事馆的‘浪人’,看着像剃头的,其实是佐藤的眼线。”
两人猫着腰钻进客栈的后门,穿过弥漫着霉味的走廊,回到陈峰住的那间偏房。房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缺腿的八仙桌,墙角堆着些没人要的杂物——一个破了口的陶罐,几件打补丁的旧军装,还有半盒没开封的“哈德门”香烟,是老烟枪昨天塞给他的,说“见人递烟,好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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