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怀疑的是，与这几笔汇款对应的入账合同或协议，在景明轩的内部档案系统中要么缺失，要么只有一份极其简略、条款模糊的“咨询服务”或“物品代售”框架协议，完全没有标明具体服务内容、代售物品信息以及佣金计算方式。
这种资金流入模式，与正规的古董买卖或鉴定业务收入截然不同，更符合一种隐秘的、不愿留下清晰痕迹的“灰色收入”特征，极有可能就是代为销售某些不便公开的物品所获得的佣金。
江欣蓉立刻将这一发现报告给秦风。
这笔隐秘的资金流，似乎暗示着李景明在经营合法生意之外，还可能涉足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交易活动。
而这些活动，是否与他最终遇害有关？
是否也与福伯那难以理解的动机存在着某种关联？
江欣蓉发现的隐秘资金流，与福伯案发前拜访李景明时提到的“聊老爷子生前收藏趣事”这一细节，在秦风的脑海中碰撞出了火花。
他站在案情分析板前，目光在“福伯”、“李景明”、“隐秘资金”、“韩胜利收藏”这几个关键词之间来回移动。
一个大胆的、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疑点的假设，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他召集了周强和江欣蓉，指着白板说道：“我们之前一直困惑于福伯的动机。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呢？”
他顿了顿，抛出了自己的推测：“韩胜利老爷子经营韩氏集团几十年，纵横商海，积累下巨额财富。像他这样的人，会不会有一部分资产，是并未登记在家族公账上，而是作为完全由他个人掌控的‘私产’存在？”
周强若有所思：“秦队，你的意思是……这部分‘私产’，可能就包括一些来源特殊、或者价值过高不便公开的古董珍玩？而老爷子生前，很可能将管理和处置这部分‘私产’的隐秘任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几乎不引人注意的老管家——福伯？”
“没错！”秦风重重地点了一下白板，“福伯服务韩家四十多年，对韩胜利忠心耿耿，且行事低调，是处理这类秘密事务最理想的人选。而李景明，作为与韩胜利关系密切、业务能力受到认可的古董商，则很可能被福伯选中，作为帮助其秘密销售、变现这批‘私产’的白手套！”
这个假设，完美地将福伯、李景明以及那些隐秘的资金流联系在了一起。
动机的轮廓，也随之浮出水面。
秦风继续推理：“李景明近一两年收到的那些来源不明、合同模糊的款项，很可能就是他帮助福伯秘密销售韩胜利‘私产’所获得的佣金或者分成。”
他的语气变得愈发肯定：“而这次引发命案的明代青花瓷瓶，极有可能就是这批‘私产’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甚至是准备出手的一件核心物品。”
他看向周强和江欣蓉：“那么，矛盾点就可能出现在处理这件瓷瓶的过程中。”
“可能是分账不均，”周强顺着思路分析，“李景明觉得佣金给少了，或者福伯认为李景明在销售中做了手脚，侵吞了部分款项。”
“也可能是物品的真伪出了问题，”江欣蓉补充道，“比如福伯坚持瓷瓶是真品，要求高价，而李景明在联系买家过程中发现存疑，或者买家压价，导致双方对价值认定产生巨大分歧。”
“还有一种可能，”秦风眼神锐利，“福伯因为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原因，比如韩家内部开始关注这些陈年旧事，或者急需一笔巨款，而急于将瓷瓶变现。但李景明出于谨慎，或者想待价而沽，动作不够快，引发了福伯的焦虑和不满，认为李景明在故意拖延，甚至可能泄露秘密。”
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当围绕着这批隐秘“私产”（尤其是那件青花瓷瓶）的利益分配、价值认定或处置进度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原本的合作关系就可能瞬间破裂。
对于年事已高、将忠诚于韩胜利和守护秘密视为毕生职责的福伯而言，任何可能暴露韩胜利“私产”、损害韩家声誉、或者让他无法完成老爷子嘱托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无法容忍的背叛。
在极端情况下，这种矛盾和恐惧，完全可能演变成杀机。
至此，之前困扰办案人员的动机谜团，似乎找到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方向。
所有的线索——福伯与李景明的秘密接触、指向老宅的物证、李景明账上的隐秘资金、以及失踪的珍贵瓷瓶——都隐隐指向了已故韩胜利可能存在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收藏，以及围绕这批收藏所产生的利益纠葛和黑暗交易。
福伯的作案嫌疑，随着这个动机假设的浮现，不再仅仅依赖于物证关联，而是有了更深层次的行为逻辑支撑，其嫌疑程度急剧上升，从一个需要被调查的关联人，变成了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目标人物。
基于对动机的合理推断和不断累积的间接证据，秦风决定不再进行外围试探。
他签署了正式的传唤手续，要求福伯再次接受询问，这一次，地点定在了市局刑侦支队的询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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