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摸清了府办的工作节奏。
起草的文件被刘科长打回修改的次数明显减少，他看我的眼神里，审视的意味淡了，偶尔还会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
综合科号称“材料篓子”，全县大大小小的总结、报告、领导讲话稿，十有八九要从这里流出初稿。
刘科长是这里的“总把关”，他浸淫机关文字工作二十多年，对政策口径、领导风格、用语分寸的把握，已臻化境。
他有个特点，从不把话说满，批评人也总是点到即止，比如“这里……是不是再斟酌一下？”或者“这个提法，稳妥起见，或许可以换个角度？”但那份不动声色的压力，却让人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很快察觉到，府办内部远非铁板一块，暗地里等级分明，暗流涌动。
文秘科因为直接服务领导，自带光环，隐隐有种优越感；信息科掌握着信息报送渠道，是领导的“耳目”；督查科手握尚方宝剑，每次下乡镇，乡镇干部都跟迎接钦差似的；财务科负责后勤......
而我们综合科，名义上是“参谋部”，实则更像是“文字流水线”，活干得最苦最累，熬夜最多，却似乎离真正的权力核心最远，常常自嘲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赵明宇在文秘科混得风生水起。他凭借父亲赵立冬常委的关系和自身的活络劲儿，很快跟几位副主任，甚至跟即将离任、准备去政协的府办老主任都搭上了线。
他经常被叫去跟着领导下乡调研，或者参与一些重要接待，偶尔回到府办大楼，言谈间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景书记指示……”、“张县长要求……”，仿佛自己就是领导的代言人，引得几个刚进单位的年轻科员围着他转，俨然成了一个小圈子的中心。
这天下午，综合科刘科长突然召集我们，说要成立临时材料组，为全县经济工作分析会准备县长的主持稿和总结讲话要点。
因为府办不像委办那边，专门设有政研室，所以这类时间紧、要求高的材料，通常是由综合科牵头，几个科室的笔杆子一起攻坚。我和王天谷，还有赵明宇都被抽调到这个临时材料组。
讨论材料框架时，赵明宇抢先发言，侃侃而谈，引用了不少新提法、新概念，听起来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但与河清县以农业和传统产业为主的家底，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轮到我时，我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和近期恶补查阅的资料，提出了更接地气的思路，比如“如何推动农业特色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如何在承接产业转移中避免高污染低效益项目”等。
我话还没完全说完，赵明宇就嘴角一撇，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讽，不咸不淡地插话：“林涛同志在基层待久了，视角可能难免有些局限。我们现在要的是跳出河清看河清，立意要高，要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不能总盯着鸡啊、路啊的，格局就小了。”
刘科长抬了抬眼皮，目光在我和赵明宇之间扫了一下，没对任何一方的意见置评，只是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分工撰写时，我被分到最难写的“问题与挑战”部分。这是个烫手山芋，需要直面矛盾，既要写得准、戳到痛处，又不能过于尖锐让领导难堪，分寸极难拿捏。
我熬了一个通宵，查阅比对了几十份相关文件和数据，尽量用客观、平实甚至略带保守的语言，把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不优、创新能力不足、要素保障压力大等问题梳理清楚，并在每个问题后面，都小心翼翼地附上了初步的解决方向或思考，避免只破不立。
稿子汇总到刘科长那里，他审阅后，把我叫到一边，指着“问题与挑战”部分，难得地露出了些许赞许的神色：“这部分写得不错，有情况，有分析，没回避矛盾，尺度也把握得好。看来你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经验，还是有用处的。”
后来我听说，赵明宇负责的那部分“未来展望”，虽然辞藻华丽，口号响亮，但被刘科长以“空话太多，缺乏具体数据和项目支撑”为由，直接打回去要求重写。
我看到赵明宇脸色铁青地拿着稿子回到自己办公室，心里并没有多少扬眉吐气的快意，反而更加警惕。
我知道，以他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性格，这次在刘科长面前小小的“失分”，只会让他更加记恨我。
材料任务结束后，一切似乎又回归平静。但我能感觉到，水下的暗流更加汹涌了。
关于张振国主任即将对府办内部人员进行微调的消息开始流传，哪个科室可能要加强力量，哪个岗位可能空出来，甚至哪个副主任可能分管调整，都成了大家午休、下班后窃窃私语、反复揣测的焦点。
陈小东每天都偷偷去办公室打听科室的编制，李晓燕则从家里带了罐 “特级龙井”，趁刘科长不在，悄悄放在他抽屉里，王天谷还是老实巴交的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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