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山镇真正扎下根来，首当其冲的不是工作的繁杂，而是语言关。
大山镇地处河清县北端，虽与我老家青禾县毗邻，但其方言在云州市境内却自成一体，这里的口音与县城相比更加粗犷硬朗，格外生硬拗口。
加之此地有世居的少数民族，虽人口不多，但其特殊的语音语调又为本地土话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真真是应了“十里不同音”的老话。
开会研究本地具体事务时，领导们自然而然地切换回方言模式，普通话在乡镇这一层级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做会议记录时，常常听得云山雾罩，只能连蒙带猜，好在脑子不算太笨，听得多了，倒也渐渐摸出些规律，能记个八九不离十。
但下村的挑战更大。村民们热情淳朴，但一口土话扑面而来，语速快且夹杂着大量本地特有的词汇和俚语，我往往只能听懂三五分，剩下的全靠观察手势和表情连猜带蒙，闹出不少笑话。
有一次，打电话通知村干部开会，我自认为交代清楚了时间地点，对方在电话那头“嗯嗯啊啊”应得痛快，结果次日会议不见人影。后来才知，他根本没听明白我这半生不熟的方言说了些啥。
好在年轻，记性和适应力都不差。我特意准备了个小本子，听到不懂的词汇就记下来，晚上向老郑或韩天明请教。
见得多了，听得多了，脸熟了，甚至偶尔硬着头皮跟他们“摆摆龙门阵”，聊聊家常，那层语言的隔膜，总算被一点点磨薄了些。
但另一个难关，其凶险程度远超方言，那便是酒。
大山镇山高水寒，湿气重，民风淳朴却也彪悍。
无论镇上干部还是村里百姓，都好喝两口驱寒解乏，尤嗜本地酿造的“包谷烧”，度数高达五十多度，性子烈，一口下去，像吞了团火，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在这里，酒早已超越了饮料的范畴，它是一种社交语言，是感情催化剂，是工作润滑剂，是庆功时桌上的 “硬通货”，甚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
能喝酒、会喝酒，在这里被视为豪爽、实在、够朋友的象征。
九月中旬，终于盼来了发薪日。由于我是八月初报到，相关手续延宕，这次一次性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
捏着那个装着960块钱的信封，我手心微微出汗，心中感慨万千。这不仅是我人生第一份正经薪水，更是我独立于世的开端。
最初那一刻，我不是没动过心思。看着镇上几个干部腰上别着摩托罗拉、诺基亚，通话时声音不自觉拔高，带着几分神气，我也羡慕。
2000年那会儿，手机是绝对的奢侈品，最便宜的也要一千多块，是我几个月工资的总和。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把那点念头摁了下去。相比起一部满足个人虚荣和些许便利的手机，妹妹的学费、父母操劳多年都舍不得换的新衣、以及那个捉襟见肘的家，显然更需要这点微薄却及时的支撑。
我径直去了镇上那间小小的邮政所。汇款单填写得极其认真，数字描了又描。将工资寄出大半，留下部分钱以备不时之需，毕竟在大山镇，吃住都在大院，实在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在附言栏里，我郑重写下：“给妹妹上学，爸妈添新衣，余下贴补家用。”
想象着父母收到汇款单时惊讶又欣慰的表情，想象着妹妹或许能买本心心念念的课外书，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满足感和责任感。
这笔钱数额微小，却意义非凡，这份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的、反馈给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让我感到踏实和坚韧。
回到大院，遇上韩天明。他瞅见我从邮政所方向回来，了然一笑，打趣道：
“哟，小林，发饷了？没给自个儿置办点行头？年轻人，也别太苦着自己。”
我笑了笑，实话实说：“韩主任，我在这儿有吃有住，够用了。家里更需要。”
韩天明闻言，收敛了些玩笑神色，点点头，语气里带上些真诚的赞许：
“小子，懂事！是个顾家的好苗子。”他拍拍我的肩，“不过啊，该有的交际也不能少。”
韩天明这话像是个预言。没过两天，我就被裹挟着参加了财政所长老吴办的酒局，庆祝他儿子考上了大学（虽说是三本）。
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到了，挤在镇上那家最好饭馆的包间里，空气混浊而热烈。
菜式简单实惠：一大盆油光锃亮的腊猪脚火锅，几个下酒的炒菜。
真正的重头戏是桌脚边堆着的几箱“大山包谷烧”，瓶盖一开，浓烈呛人的酒气便弥漫开来，宣告着今晚的真正主题。
张振国自然是主宾，他酒量极好，来者不拒，气氛烘托得十分热烈。
李德海也能喝，但更为克制，浅尝辄止，保持着几分清醒。
韩天明则是场上的“润滑剂”和“气氛组”，劝酒词一套接着一套，既烘托了领导，又活跃了场面，分寸拿捏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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