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办的活儿，比我想象的还要琐碎繁杂，仿佛永远也处理不完。
转眼间，我来党政办已有大半个月，日常工作除了处理那些文件杂务，就是继续熟悉各个站所和人员，送文件、通知会议、打扫卫生、端茶倒水…
连喘口气的间隙，都被 “顺便” 干的杂活填满，美其名曰“深入熟悉情况”。
韩天明教我收发文件，文件柜门上贴着的 “收文流程” 早已泛黄。
“县里来的红头文件，先登《收文登记簿》，右上角标‘急’‘密’‘阅’，‘急’是三天内要结果，‘密’得单独锁抽屉，‘阅’就是给领导过目。再按领导分工分——张书记看全盘，李镇长看经济......千万不能送错，送错门等于办错事，政治事故可不能犯。”
他的语气严肃，让我意识到这看似简单的工作背后蕴含着沉甸甸的责任。
偶尔，在给张振国送文件时，他会从文件堆里抬起头，随口问一句：“小林啊，怎么样？还习惯吗？”
我总是公式化地回答：“习惯，张书记，正在努力学习。”
他便会鼓励地笑笑：“好！多看多学！基层学问大着呢！比书本上复杂得多！”
这话里似乎总带着点深意，需要我慢慢体会。
而龚小洪，则时常在一旁，用那种审视的、略带嘲讽的目光看着我忙得脚不沾地，有时还会“好心”地提醒：
“林干部，慢点跑，别摔着。这大院里的路啊，坑多，得看清了再下脚。”
那语气，分明是在等着看我什么时候会撑不下去，露出狼狈相。
日子就在这种单调、琐碎的节奏中一天天过去。
转机来临的那个周五下午，日头西斜，镇政府大院里弥漫着一种周末将至的懒散氛围。
只剩下老郑蹲在墙根晒着最后的暖阳，吧嗒着烟斗，和老赵那台老旧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唱个没完的戏文。
突然，党政办那台老式黑色电话机像被踩了尾巴似的，“叮铃铃”地急响起来，尖锐的铃声瞬间撕破了宁静。
韩天明接起电话，刚“喂”了一声，脸色就变了，语气变得异常恭敬：
“是是是，唐主任，您放心，我们一定高度重视，全力准备好！”
他挂掉电话，声音带着微微颤抖：
“县委办公室紧急通知！县委陈海南副书记下周二要来大山镇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要听汇报、查材料、看现场！”
话音刚落，二楼书记办公室的门 “哐当” 一声被推开，张振国的嗓门炸雷似的传下来：
“老韩！给我进来！”
韩天明小跑着冲进书记办公室，不到十分钟，屋里就传出拍桌子的巨大声响，即使隔着门板也清晰可闻：
“党建材料呢？！平时三令五申要你盯紧！这节骨眼上你给我掉链子！关键时刻顶不上去，我看你这党政办主任是不想干了！”
等韩天明出来时，眉头紧皱，一言不发，只是摸出烟盒，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雾缭绕，笼罩着他焦虑不堪的脸。
周委员去市委党校培训了，党建这摊事没人兜底，明晃晃全压在了党政办肩上。
他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闷了整整一个下午，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座小山。
傍晚时门开了，他朝我招手：“林涛，县委领导下周来调研的党建汇报材料，你来写。”
我一时怔住，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韩主任，我…我才来半个月，党建工作的门道还没摸清，很多情况都不了解……”
“摸不清就立刻学！搞不懂就立刻问！”
他打断我，不容置疑地将一厚摞散乱的文件“啪”地推到我面前。
“你是贵南大学的高材生，笔杆子必须比我们这些老家伙硬！现在是组织给你的考验，扛不住也得扛！周委员办公室还有些基础资料，你赶紧去找出来整理。这个周末取消休息，加个班！周一早上我必须看到初稿，张书记上午就要审阅！”
那堆资料，在我眼里堪称“天书”：周梅手写的党员名册，字迹娟秀却缭乱难辨；各村报送的党建总结水平参差不齐，“三会一课”被赫然写成“三回一课”，“主题党日” 写成 “主人党日”；几张零散的活动照片背后用铅笔模糊地标注着“石窑沟党员义务劳动”，连个具体日期都没有……
我翻看着它们，只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
“韩主任，这实在……这难度太大了，我怕……”我试图挣扎一下。
“没什么这那的！现在不是说困难的时候！”
他板着脸厉声打断，但在转身时极轻地叹了口气，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丝无奈和信任，
“小林，我晓得难。但你现在必须扛住。张书记放了狠话，这次汇报搞砸了，材料出纰漏了，咱党政办都得挨批。”
我抱着一堆沉重如山的资料回到座位时，龚小洪正慢悠悠地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他瞥了一眼我桌上那堆“烂摊子”，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嗤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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