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内光线有些昏暗，靠窗的那张办公桌后，坐着一个男人，看年纪四十多岁，头发却已稀疏得能看见泛青的头皮，微胖的身子陷在旧藤椅里，翘着二郎腿，腰杆却没塌，倒像在哪儿受过规矩。
他正用一根手指点着摊在桌上的《贵南日报》，指尖关节粗大，还有道浅浅的白色疤痕。
面前的搪瓷缸印着褪色的“劳动模范”字样，缸沿结着圈浅浅的茶垢。
旁边的铁皮烟灰缸里，烟头已经堆得像座小山，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的呛人气味。
屋里另外两张办公桌空着，墙角堆着一捆捆没来得及清理的旧报纸。
两个铁皮文件柜就立在报纸旁，绿色漆皮掉了大半，柜门歪歪扭扭敞着，里面的文件塞得鼓鼓囊囊，露着半截印着“大山镇人民政府”的红章，最底层的柜门边角已经锈蚀，露出红褐色的铁锈。
听见脚步声，男人抬了抬眼，眯成条缝的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从衬衫的领口，到裤脚的针脚，最后停在我手里攥着的笔记本上，带着股审视的劲儿，目光硬邦邦的。
“那个……”我清了清嗓子，
“我是新分配来的选调生林涛，来党政办报到的。”
“哦？选调生？”
他慢悠悠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搁，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韩主任好像提过一嘴。省里来的大学生？”
他端起搪瓷缸，“咕咚”喝了一大口，喉结动得显眼，“贵南大学的，林涛？”
“是，是我。”
我点点头，手指不自觉地收紧。
“我叫龚小洪，党政办的。”
他往椅背上靠了靠，藤椅“吱呀”响了声，像是快撑不住他的重量。他没说具体职务，语气淡得像院子里的露水，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硬气。
“龚哥好。”
我没敢贸然称呼“主任”，昨天韩天明介绍过，党政办目前就他一个主任，加上龚小洪和司机老王三个人。
龚小洪嘴角撇了撇，像是笑，又像不屑，烟灰弹在桌布上，动作干脆利落：
“从省城贵南大学那号大门出来的高材生？跑到我们这穷山沟沟里来，心里头委屈不委屈啊？”
这话听着像是关心，但尾音故意往上挑着，眼里的揶揄和试探藏不住，就像在问“是不是在省城混不下去了”。
可他说话时，那姿态又不像纯粹的无聊刁难。我想起昨天老郑拍我肩膀的力道，压下心里泛起的那点不适，平静地回答：
“不委屈，组织安排到哪，哪就是工作的地儿。”
“哟，觉悟还挺高。”
他轻笑一声，又从皱巴巴的烟盒里抖出一根烟，熟练地叼在嘴里，
“不过小林同志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话里带了点硬气，
“咱大山镇这地方，不比你们省城大学，没那么多书本上的大道理可讲。这儿穷，条件差，是人尽皆知的事。但穷地方有穷地方的规矩，规矩就是规矩，任谁来了都得守着。”
他往前倾了倾身子：“你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有文化是好事，但别太把‘高材生’当招牌挂着。到了这儿，就得按这儿的规矩来，先从扫地抹桌学起，把脚踩实了，再想别的，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花架子。”
顿了顿，他又补了句，“我以前在部队待过，就信一条最朴实的理，活儿是干出来的，不是靠嘴皮子说出来的。明白不？”
这话裹着烟味砸过来，不像那些混迹机关多年的老油条的圆滑世故，倒像部队班长训新兵蛋子，带着股子“立规矩”的硬劲。
我暗暗攥了攥笔记本：“谢谢龚哥提醒，我记住了。”
他似乎对我这态度还算满意，夹着烟的手往墙角指了指：
“韩主任一早陪张书记去石窑沟调研了，得下午才回来。喏，那张桌子归你，自己动手拾掇拾掇。”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墙角那张旧木桌，桌面落了厚厚一层灰，手指一摸就是一个清晰的印子，一条桌腿显然短了一截，下面垫着一块残缺的破砖头。
这就是我的“工位”？心里咯噔一下，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今天下午两点半，在小会议室开专题会，议石窑沟低保核查的事。”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钥匙，“哐当”扔在我桌上，钥匙串上锈迹斑斑，还挂着个掉了漆的铁牌，上面刻着 “会议室” 三个字，字都快磨平了。
“会议室得提前收拾好，锅炉房打开水灌满暖瓶，把所有桌椅抹干净，茶杯洗净摆好。会前半小时必须一切就绪，别让领导们来了干等着，军人打仗讲究不迟到，咱们干活也一样。”
“还有，食堂开饭的点儿记牢了，”他眼睛重新回到报纸上，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早饭七点，午饭十二点，晚饭六点。过时不候，伙食费月底统一从工资里扣，每人每月十五块。”
说完这些，他便再也不理会我，自顾自地将报纸翻得“哗啦”作响，但我眼角余光瞥见，他捏着报纸边缘的手指，却微微收紧，透露出他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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