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且最引发骚动的命令，是强制解除所有归附者的武装。无论男女老少，凡铁器、弓箭、骨矛甚至稍显锋利的刀具，必须全部上缴，由汉军统一登记保管。这对视武器为第二生命、尊严与安全保障的草原民族而言，无异于一种巨大的羞辱和冒险。命令下达时，归附者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压抑的骚动和低语，男人们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的刀柄或背后的弓囊，眼神中充满了警惕、愤怒与不甘。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火药味。然而，汉军士兵们面无表情，手持明晃晃的钢刀和已经上弦的强弩，组成森严的阵列，冰冷的眼神扫过人群，任何迟疑或反抗的苗头都会引来数支弩箭的精准指向。“欲得汉部庇护，先显归附诚意！”军官们用生硬的天狼语高声重复着，语气不容置疑。短暂的僵持后，在绝对武力的威慑下，武器还是被一把把、一件件地扔到了指定的兽皮上，堆积成小山。几个自恃勇力或心存侥幸、试图藏匿兵器的部落头人或青年，被当场揪出，当众执行了鞭笞之刑，皮开肉绽的惨状和痛苦的哀嚎，给所有归附者上了血淋淋的第一课，让他们深刻理解了何为“威”。
其次，是更为关键、旨在从根本上消除潜在威胁的一步——彻底打散原有的部落结构。勐深知，允许这些归附者继续保持其原有的部落组织和头人权威，无异于养虎为患，必将形成国中之国，后患无穷。因此，命令明确规定，所有归附民众，无论此前来自哪个部落，规模大小，一律以核心家庭（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为单位，强行拆分，重新登记造册，编入汉部新设立的“屯”（军事化管理）或“里”（民事化管理）等基层组织单位。原有的部落头人、贵族、萨满等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被以“商议要事”、“盛情款待”为名，“请”到镇北堡内居住，实则是软禁与密切观察，彻底割裂他们与普通族民的传统联系，瓦解其号召力。许多小部落的名称，就在这一纸命令下，实质上成为了历史。
紧接着，是毫不留情的劳动力分配与分离政策。所有适龄青壮男子，无论是否情愿，都被强制编入新成立的“义从军”。这支队伍由经验丰富的汉军军官直接负责管理和操练，承担最艰苦、最危险的劳役：筑城、修路、运输物资、边境巡逻以及作为辅助兵力参与可能的战斗。而他们的父母、妻儿则被定义为“质”，分批迁往后方相对安全的区域，如龙城周边、新开辟的安澜堡等安置点，从事垦荒、畜牧或官府指定的手工业生产。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分而治之”策略，用血缘亲情作为最牢固的枷锁，以物理上的分离确保“义从军”的忠诚，同时也有效防止了归附者在后方形成新的、可能抱团对抗官方的势力集团。
登记造册的过程，漫长、繁琐且充满无形的压迫感。在堡外临时搭建的几个简陋木棚下，汉军的文吏们身着厚棉袍，围着火盆，面无表情地坐在案后。案上铺着竹简或粗糙的纸张。归附者们则排着长长的队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缓慢向前移动。每一个家庭被叫到面前时，文吏会抬起眼皮，用程式化的语气询问：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年龄、性别、原属部落、原有牲畜数量（如今大多已为零）、有何特殊技能（如打铁、制皮、驯马、识草药等）？被询问者往往惴惴不安，用生硬的汉语或通过临时找来的通译结结巴巴地回答，命运在这一问一答间被重新书写。许多人在被要求交出象征部落身份和祖先传承的图腾信物、或是佩戴多年的骨饰时，忍不住失声痛哭，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一种文化身份的被迫剥离。勐时常会骑着那匹神骏的黑马，在亲卫的簇拥下，出现在登记现场巡视。他很少说话，目光如同北境永不融化的冰川，冷峻地扫过每一个惶恐的面孔，那挺拔的身影和无形中散发的威严，如同铁铸的印记，深深烙在这些新附之民的心中，让他们从灵魂深处感到敬畏与不得不服从。他的“威”，如同腊月里最刺骨的寒风，吹散了任何可能的侥幸与反抗之心。
就在勐的强硬政策让归附者们感到窒息、压抑，对未来充满茫然与绝望之时，一个柔和而温暖的身影出现了——玥。她仿佛是刻意选择在这个时机，带着一支规模不大但极其精干的队伍——包括数名经验丰富的医官、擅长营建和手工业的工匠、以及几位耐心十足的教师——来到了后方那庞大而混乱的安置营地。
与勐那令人不敢直视的冷峻截然不同，玥的到来，宛如一道穿透厚重乌云的阳光，带着温暖的春风。她没有先去查看那些已经被组织起来的青壮劳力，而是径直走向了营地中最脏乱、最缺乏管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区域——那些老弱妇孺聚集的窝棚区。她穿着朴素的棉袍，外面罩着一件防风的斗篷，发髻简单挽起，脸上没有过多妆容，却自带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她亲自弯腰钻进低矮潮湿的窝棚，查看遮蔽风雪的效果，用手抚摸铺地的干草是否足够厚实，轻声询问食物和饮水的供给情况，尤其关注那些面黄肌瘦、眼神怯生生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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