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报告里面没有宏大的理论，只有那一块块缺角的玻璃，那一个个在菜板旁读书的身影，以及那一个个关于“回不去故乡，留不下城市”的死结。
杨明宇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抠出来的。他建议：能否在课程设置上，为这些流动儿童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衔接？能否打破户籍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档案和教材体系？能否给这些民办学校哪怕一点点的政策倾斜？
写完最后一个字，东方已经泛白。
第二天，杨明宇带着这份报告再次敲开了刘主任的门。
刘主任依然保持着那副标准的笑容，热情地接过报告。
“哟，小杨又出新作了？勤奋，真是勤奋！”
刘主任随手翻了翻，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
“小杨啊，你这个……切入点很独特嘛。”刘主任合上报告推回了杨明宇面前，“但是呢，这不属于我们中心的业务范围啊。我们搞的是课程改革，是顶层设计，是给全国高中立规矩的。你这个流动儿童的问题，那是基础教育司、甚至那是社会保障部门的事儿，太复杂，太敏感。”
“刘主任，教育不分高低贵贱。”杨明宇没有接报告，而是直视着刘主任的眼睛，“我们制定课程标准难道只给城里的孩子制定？这些孩子也是中国的未来，如果课程改革不能惠及他们，那这种改革就是跛脚的。”
“哎呀，年轻人，不要这么偏激嘛。”刘主任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杨明宇的肩膀，像是在教导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有情怀是好事。但机关工作有机关的规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这份报告要是递上去会让领导很难做的。这不等于是在说我们现行的政策有漏洞吗？咱们刚来要多看，少说，尤其是少说这种‘丧气话’。”
“所以，这份报告就只能是‘丧气话’？”杨明宇笑了。
“把它拿回去，放一放，冷一冷。”刘主任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的浮沫，“等你以后位置高了，说话有分量了，再提也不迟嘛。”
杨明宇拿起报告，转身走出了主任办公室。
走廊里很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位置高了再提？”杨明宇站在走廊的窗前，看着下面车水马龙的街道。
等到那时候，那个卖菜的少年可能已经成了卖菜的中年，那个学校可能已经被拆迁，那群孩子的眼睛可能早就没有了光。
有些事不能等。
杨明宇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从抽屉的深处翻出了电话号码。
那是高考结束后的一个神秘电话。曾对他说：“有时间深入地聊一聊中国基础教育的未来。”
那是教育部的一位老领导，一位真正从基层干起来、依然怀揣着教育理想的老人。
杨明宇没有犹豫。他知道，在机关里，越级上报是职场大忌，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但他更知道，如果他今天退缩了，那他就不配当14班的老师，不配对学生们说“要勇敢，要担当”。
他将报告装进信封，贴上邮票。
他没有用中心的内部流转系统，而是走下楼，走到了街角的那个绿色邮筒前。
这封信，就像一只微不足道的蝴蝶，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扇动了一下翅膀。
三天后，风暴来了。
那天上午，杨明宇正在办公室里看书，门突然被猛地推开。刘主任那张一向保养得宜的脸此刻涨成了猪肝色，平日里的温文尔雅荡然无存。
“杨明宇！你干的好事！”
刘主任把一份批示复印件狠狠地拍在杨明宇的桌子上。那是杨明宇的报告，上面用红笔写着一行苍劲有力的大字：“触目惊心，切中时弊。请相关部门阅研，教育公平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落款，是那位老领导。
“你行啊，学会越级上访了是吧？”刘主任气得手都在抖，“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还有没有纪律？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这封信，部里今天早上开了紧急会议，我们中心被点名批评‘工作不接地气’！你这是在打我的脸，打整个中心的脸！”
杨明宇平静地站起来，看着暴跳如雷的刘主任。
“主任，我没想打谁的脸。我只是觉得，那些孩子的问题比我们的脸面更重要。”
“好，好一个更重要！”刘主任怒极反笑，“你清高，你了不起！既然你这么喜欢接地气，这么喜欢搞调研，那这个办公室你就别待了！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下午，人事调令就下来了。
杨明宇被“调整”了工作岗位。从“特约研究员”变成了“资料室管理员”，办公地点搬到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地下二层。
说是资料室，其实就是个堆放废旧文件和过刊的仓库。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纸张味。
这里的待遇，和楼上简直是天壤之别。
没有了真皮转椅，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旧木桌；没有了参观团的掌声，只有满屋子的灰尘和寂静。
所有人都以为杨明宇会愤怒，会辞职，或者至少会消沉。毕竟，从云端跌落泥潭，这种落差没几个人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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