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历本上最后一个名字是我自己
我接了拆迁办的临时工，负责清点城西废弃仁和医院的遗留物品。
档案室灰尘积了半寸厚，却在值班室发现半杯温热的菊花茶。
角落老式收音机突然滋滋响起：“下面播放陈医生点播的《送别》……”
巡查记录显示最后值班护士叫林秀兰，死亡登记表却写着“三年前心梗猝死”。
更诡异的是，所有患者登记册末尾，都用红笔签着同一行字：“林护士长说陈医生在查房了。”
我翻到最后一本病历时，泛黄纸页上贴着我的童年照片。
身后传来推车轱辘声，一个冰冷的声音问：“陈医生，三床该打针了？”
城西的仁和医院，像个被时代遗弃的巨大水泥墓碑，沉默地矗立在初秋灰蒙蒙的天光下。铁栅栏大门锈得几乎和门柱长在了一起，挂着一把同样锈迹斑斑、形同虚设的大铁锁。围墙上用猩红油漆刷着巨大的“拆”字，狰狞刺眼，像一道道尚未干涸的血口子。院子里荒草疯长，足有半人高，枯黄衰败，在带着凉意的风里发出“沙——沙——”的呜咽。几扇破败的窗户黑洞洞地张着口，残留的玻璃碎片像獠牙，冷冷地反射着天光。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令人窒息的陈旧气味。浓重的灰尘味是基底，混合着消毒水残留的刺鼻气息、某种隐约的腐败霉味，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陈旧药物和人体长期滞留后的、难以言喻的“医院味儿”。这味道钻进鼻腔，沉甸甸地压在肺叶上。
我叫陈默。一个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倒霉蛋。上一份“凶宅试睡员”的兼职经历，像一场高烧后残留的冰冷噩梦，细节模糊了，但那种浸入骨髓的恐惧感却如同跗骨之蛆，时不时在夜深人静时啃噬一下神经。为了摆脱那点阴影，也为了填饱肚子，我咬咬牙，接下了拆迁办这份临时工的活儿——清点仁和医院搬迁后遗留的、所有不值钱但又必须登记造册的破烂家当。日结，钱不多，胜在是白天干活。阳光，总能驱散些阴霾吧？我天真地想。
拆迁办的头儿老张，一个被劣质烟熏得手指焦黄的中年男人，把一大串沉甸甸、沾满油腻和铁锈的钥匙拍在我手里，又塞给我一个硬壳登记本和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小陈啊，”他喷出一口浓重的烟雾，眯缝着眼看着那栋死气沉沉的建筑，“就这栋主楼，一到三层。重点清点那些带锁的柜子、档案室、药房剩下的空架子，哦，还有值班室！破烂归破烂，清单得做细喽！特别是纸头文件，一本都不能少！上头要核对的！”他顿了顿，又压低声音，带着点过来人的神秘，“这老医院，年头久了，邪性事儿传得不少……自己机灵点，完事儿赶紧出来，别瞎晃悠。”
邪性事儿？我心里咯噔一下，刚压下去的那点寒意又有点冒头。但看着老张那张被生活打磨得粗糙又麻木的脸，还有他身后那辆等着装破烂的旧卡车，我硬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穷，比鬼可怕。
“吱呀——嘎——嘣！”
生锈的门轴发出垂死般的呻吟，伴随着锁簧艰涩的弹开声。一股更浓烈、更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带着地底深处的阴冷，瞬间将我包裹。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深吸了一口外面相对“新鲜”的空气，才鼓起勇气，侧身挤进了门内。
黑暗。浓稠得化不开的黑暗。只有身后大门透进来的一方惨淡天光，斜斜地在地面投下一块模糊的光斑，映照出空中漂浮游弋的、无数细小的尘埃。手电筒的光柱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吃力地劈开眼前的混沌。
光柱扫过地面。厚厚的积灰，踩上去软绵绵的，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清晰的脚印，随即又被更多沉降的灰尘覆盖。墙壁斑驳，大片大片的水渍和霉斑像丑陋的皮肤病，爬满了墙面。曾经的导诊台歪斜地倒在一旁，断裂的木板呲着牙。几张缺胳膊少腿的候诊椅散乱地堆在墙角，蒙着厚厚的“灰毯子”。一些辨不清原貌的医疗垃圾——碎裂的输液瓶、变形的针管塑料壳、揉成一团的带血（或许是锈迹？）纱布——被随意丢弃在角落。空气是凝滞的，死寂无声，只有我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和踩在灰尘上发出的“噗噗”声，在这空旷得可怕的空间里被无限放大，撞击着耳膜。
这哪里是医院，分明是座被遗忘的坟场。
按照老张的指示，我从一楼开始清点。挂号窗口的铁栅栏扭曲变形，里面散落着发黄的票据。药房的玻璃柜门碎了大半，空荡荡的架子上只有些破碎的药瓶标签在灰尘中半隐半现。清冷的日光灯管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像僵死的长虫。压抑感越来越重，灰尘钻进鼻孔，痒得难受，那股陈腐阴冷的气息无孔不入，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缝里钻。
终于，推开了位于一楼走廊尽头、挂着“值班室”牌子的房门。这里同样布满灰尘，但奇怪的是，靠墙那张旧木桌上的灰尘，似乎……比其他地方薄一些？手电光柱定格在桌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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