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延安窑洞里的灯火通明。林闻溪面前摊开着三省试点的总结报告，数字与案例间透着一个清晰的结论：流动医疗虽能救急，却难解长远之需。
“必须建立固定的医疗网络。”林闻溪在报告中写下这句话时，窗外正飘着那年第一场雪。
翌日的工作会议上，这个提议引发了激烈讨论。
“县乡村三级？说得轻巧！”一位老同志摇头，“县医院都缺医少药，乡村一级更是白纸一张。哪来这么多人力物力？”
郑守旧这次却站在林闻溪一边：“试点数据表明，建立基层医疗网络后，重症患者减少了四成，这是因为常见病在基层就得到了及时处理。”
黄慎之沉思片刻，提出一个务实建议：“全面铺开不现实，不如先选一个县做全面试点，摸索出经验再推广。”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陕西境内的一个中等县——安平县作为试点。这里有一定的医疗基础，又存在典型问题，具有代表性。
开春时节，林闻溪带着团队进驻安平县。第一步就是全面摸底。
结果令人忧心：县医院只有两名西医和一名中医，设备简陋；乡镇卫生所名存实亡，大多只有一两个赤脚医生；村级更是空白，村民有病只能往县里跑，往往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比想象的还要困难。”顾静昭叹息道。
林闻溪却指着摸底报告中的一条：“看这里，每个村都有那么一两个懂点草药的人，有的还是祖传手艺。这就是我们的基础。”
团队分成三组，同步推进县、乡、村三级建设。
县级层面，郑守旧负责县医院的升级改造。他利用自己的关系，从大城市请来几位专家进行短期培训，又争取到了一批基本医疗设备。
“光有设备不行，还得有人会用。”郑守旧一改往日的书斋作风，亲自带队下乡巡诊，“在实践中培训，比在教室里讲课管用。”
乡级层面，顾静昭负责重建乡镇卫生所。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合适的医务人员。
“有点本事的都想去县里，谁愿意待在乡镇？”当地干部无奈地说。
顾静昭想出了一个办法：从本地招募知识青年，进行三个月集中培训，再回到本乡服务。同时聘请老中医坐镇指导。
最艰难的是村级医疗点的建设。林闻溪亲自负责这项工作，走遍了安平县的每一个村庄。
在一个偏远的山村，他遇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药农杨大爷。老人家中堆满了各种草药，村民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他。
“大爷，愿不愿意正式做村里的保健员？我们提供培训，还发基本补助。”林闻溪诚恳相邀。
杨大爷摇头：“俺就懂点土方子，哪能当大夫？”
“您的经验很宝贵，再学些新知识，就能更好地服务乡亲。”林闻溪耐心劝说。
最终，杨大爷被说动了：“那成，活到老学到老。”
像杨大爷这样的乡土人才，林闻溪找到了二十多个。他们被请到县里参加培训，既学西医的基本常识，也交流中医的实践经验。
培训课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老药农们对消毒灭菌不以为然，而年轻学员则对草药功效将信将疑。郑守旧索性组织了一场辩论会，让双方各抒己见。
辩论的结果出人意料——大家发现彼此各有所长，应该取长补短。老药农学会了无菌操作，年轻人认识了草药价值。
三个月后，安平县的医疗网络初具雏形。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最大的问题是药材供应。村级医疗点需要常见药材，但采购和配送成了难题。
林闻溪想到了一个主意：在每个乡建立中心药房，统一采购、炮制、配送药材。同时发动各村种植常用草药，自给自足。
“这能行吗？”有人怀疑。
试点结果令人惊喜：杨家村种植的柴胡不仅满足了本村需要，还能供应周边村庄；李家庄的黄芪种植更是形成了小规模产业。
更巧妙的的是，林闻溪将药材种植与扶贫结合起来，让贫困家庭通过种植药材增加收入。
另一个难题是医疗质量控制。村级保健员水平参差不齐，如何避免误诊误治？
团队想出了“县管乡、乡管村”的三级管理模式：县医院医生分包乡镇，定期巡诊；乡镇卫生所医生分包村庄，随时指导；村级保健员遇到疑难病例，立即向上级求助。
还建立了病例登记和汇报制度，每个病例都要记录诊疗过程和结果，便于监督和总结。
就在体系逐渐运转起来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降临了。
初夏时节，安平县部分村庄爆发麻疹疫情。传统的做法是把患者集中送到县医院，但这容易导致疫情扩散。
新建立的医疗网络发挥了作用：村级保健员第一时间发现并报告疫情；乡镇卫生所立即派人前往指导隔离；县医院提供专门药方，由各村煎制发放。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网络，很快统计出了疫情分布图，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结果疫情在两周内就被控制住，只有零星病例，没有大规模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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