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警报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不知何时便会凄厉响起，将片刻的宁静撕得粉碎。清秋对此已习以为常。
她备着一个藤条箱，里面装着最重要的手稿、几本工具书、一点应急的干粮和药品，随时准备搀扶母亲进入防空洞。
在联大的教学，条件虽艰苦，氛围却格外纯粹。
学生们求知若渴，老师们倾囊相授，仿佛要将所有的学问，在这有限的安宁时光里，尽数传承下去。
清秋的“中国小说史”和新增设的“民间文学采集与研究”课程，吸引了许多学生。她不再仅仅讲授书本知识，更鼓励学生“走出书斋”，去关注眼前这片土地上鲜活的文化。
她亲自带领几个有兴趣的学生，利用周末和假期，走访昆明城郊的村落，记录当地老人讲述的传说、歌谣，收集流传的唱本。
一次，在一个彝族人聚居的寨子里，她听到一位老祭司吟唱古老的创世史诗，那苍凉而富有生命力的韵律，深深震撼了她。她意识到，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不仅存在于汗牛充栋的典籍中，也流淌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民族记忆里。
这为她正着手修订的《中国小说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她计划增补一章，专门探讨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这份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也与她一直践行的女性互助事业结合了起来。
她发现，随校南迁的女学生和家属中，有不少人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却苦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而昆明本地及周边少数民族妇女，则擅长纺织、刺绣、蜡染等精湛手工艺，但其作品往往局限于本地销售，难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
一个念头在清秋心中逐渐清晰。她联合了联大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以及当地妇女联合会的负责人，发起了一个“边地妇女手工艺生产合作社”项目。
她动员有学识的女学生和家属们，负责记录、整理不同民族手工艺的图案纹样、工艺技巧和文化内涵，编写成图文并茂的说明册子；同时，利用她们的人脉和知识，帮助设计更符合都市审美和实用需求的产品样式，并尝试打通销往后方大城市乃至海外的渠道。
“这不只是救济，”清秋在合作社的筹备会上对大家说，“这是互助，是让知识落地，让技艺生辉。我们要让外界看到，在战火纷飞的背面，中国的女性依然在用她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着美，维系着生活。”
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沟通的障碍、观念的差异、物资的匮乏、运输的困难……问题层出不穷。清秋常常要四处奔走，协调关系，解决难题。冷太太看着女儿日渐消瘦，心疼不已，却也知道劝不住，只能尽力将家务打理好，让她少些后顾之忧。
功夫不负有心人。
合作社的第一批融合了民族元素和新式设计的桌旗、靠垫、手袋等产品，通过教会和商会的渠道运往重庆、桂林等地后，竟因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和精良的做工，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订单陆续而来。
虽然利润微薄，但参与项目的妇女们拿到报酬时，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清秋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这不仅改善了她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她们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消息渐渐传开，连远在重庆的宋美龄女士领导下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也听闻了此事，特意派人来昆明考察，并对清秋的工作表示了赞赏，还拨付了一小笔特别经费予以支持。清秋对此保持着一贯的清醒，她将经费悉数用于扩大合作社规模和培训更多贫困妇女，自己分文不取。
生活的清苦与事业的艰辛，并未磨灭她内心的光芒。
偶尔有北平的故人辗转来到昆明，带来一些旧日的消息，譬如金家彻底败落，子弟流散，金燕西据说同前世一般去了香港，混迹于片场，境况潦倒。
听到这些，清秋只是淡淡一笑，如同听到一个与己无关的遥远故事。
那些前尘旧梦，早已在她致力于保存文化、扶助他人的现实步履中，消散得无影无踪。
夜深人静时，她会在油灯下继续修订《中国小说史》，或者撰写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论文。
冷太太则在一旁就着灯光，细细地缝补着衣物。母女二人很少说话，空气中流淌着一种静谧而温暖的相依为命之感。
“秋儿，”冷太太偶尔会停下针线，望着女儿专注的侧影，轻声感叹，“有时候觉得，你比男人还能扛事。”
清秋抬起头，对母亲温和地笑了笑：“妈，这世道，能扛事，才能活下去，才能活得有点用处。”
她的声音平静，却蕴含着穿越两世风雨锤炼出的坚韧力量。她知道，战争还在继续，未来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
但她已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他人、在命运面前彷徨无措的冷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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