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警报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不知何时便会凄厉响起,将片刻的宁静撕得粉碎。清秋对此已习以为常。
她备着一个藤条箱,里面装着最重要的手稿、几本工具书、一点应急的干粮和药品,随时准备搀扶母亲进入防空洞。
在联大的教学,条件虽艰苦,氛围却格外纯粹。
学生们求知若渴,老师们倾囊相授,仿佛要将所有的学问,在这有限的安宁时光里,尽数传承下去。
清秋的“中国小说史”和新增设的“民间文学采集与研究”课程,吸引了许多学生。她不再仅仅讲授书本知识,更鼓励学生“走出书斋”,去关注眼前这片土地上鲜活的文化。
她亲自带领几个有兴趣的学生,利用周末和假期,走访昆明城郊的村落,记录当地老人讲述的传说、歌谣,收集流传的唱本。
一次,在一个彝族人聚居的寨子里,她听到一位老祭司吟唱古老的创世史诗,那苍凉而富有生命力的韵律,深深震撼了她。她意识到,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不仅存在于汗牛充栋的典籍中,也流淌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民族记忆里。
这为她正着手修订的《中国小说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她计划增补一章,专门探讨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这份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也与她一直践行的女性互助事业结合了起来。
她发现,随校南迁的女学生和家属中,有不少人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却苦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而昆明本地及周边少数民族妇女,则擅长纺织、刺绣、蜡染等精湛手工艺,但其作品往往局限于本地销售,难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
一个念头在清秋心中逐渐清晰。她联合了联大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以及当地妇女联合会的负责人,发起了一个“边地妇女手工艺生产合作社”项目。
她动员有学识的女学生和家属们,负责记录、整理不同民族手工艺的图案纹样、工艺技巧和文化内涵,编写成图文并茂的说明册子;同时,利用她们的人脉和知识,帮助设计更符合都市审美和实用需求的产品样式,并尝试打通销往后方大城市乃至海外的渠道。
“这不只是救济,”清秋在合作社的筹备会上对大家说,“这是互助,是让知识落地,让技艺生辉。我们要让外界看到,在战火纷飞的背面,中国的女性依然在用她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着美,维系着生活。”
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沟通的障碍、观念的差异、物资的匮乏、运输的困难……问题层出不穷。清秋常常要四处奔走,协调关系,解决难题。冷太太看着女儿日渐消瘦,心疼不已,却也知道劝不住,只能尽力将家务打理好,让她少些后顾之忧。
功夫不负有心人。
合作社的第一批融合了民族元素和新式设计的桌旗、靠垫、手袋等产品,通过教会和商会的渠道运往重庆、桂林等地后,竟因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和精良的做工,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订单陆续而来。
虽然利润微薄,但参与项目的妇女们拿到报酬时,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清秋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这不仅改善了她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她们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消息渐渐传开,连远在重庆的宋美龄女士领导下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也听闻了此事,特意派人来昆明考察,并对清秋的工作表示了赞赏,还拨付了一小笔特别经费予以支持。清秋对此保持着一贯的清醒,她将经费悉数用于扩大合作社规模和培训更多贫困妇女,自己分文不取。
生活的清苦与事业的艰辛,并未磨灭她内心的光芒。
偶尔有北平的故人辗转来到昆明,带来一些旧日的消息,譬如金家彻底败落,子弟流散,金燕西据说同前世一般去了香港,混迹于片场,境况潦倒。
听到这些,清秋只是淡淡一笑,如同听到一个与己无关的遥远故事。
那些前尘旧梦,早已在她致力于保存文化、扶助他人的现实步履中,消散得无影无踪。
夜深人静时,她会在油灯下继续修订《中国小说史》,或者撰写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论文。
冷太太则在一旁就着灯光,细细地缝补着衣物。母女二人很少说话,空气中流淌着一种静谧而温暖的相依为命之感。
“秋儿,”冷太太偶尔会停下针线,望着女儿专注的侧影,轻声感叹,“有时候觉得,你比男人还能扛事。”
清秋抬起头,对母亲温和地笑了笑:“妈,这世道,能扛事,才能活下去,才能活得有点用处。”
她的声音平静,却蕴含着穿越两世风雨锤炼出的坚韧力量。她知道,战争还在继续,未来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
但她已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他人、在命运面前彷徨无措的冷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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