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打响！楚军开始强渡泓水。冰冷的河水没过士兵的腰腹，他们艰难地涉水前进，队形散乱。
宋军大司马公孙固（目夷时任左师，掌军事）急切地跑到宋襄公的战车前：“君上！机不可失！楚军半渡，混乱不堪，我军乘势掩杀，必获全胜！此时不击，更待何时？”
宋襄公身披华美的犀牛皮甲，手持象征礼法的钺（一种仪仗兵器），神情庄严地摇头：“不可！寡人闻君子之道：‘不困人于厄（è，险境）’，不重伤（不攻击已受伤者），不擒二毛（不抓花白头发的老人）。敌军渡河未半，我军击之，岂是仁义之师所为？待其渡河列阵再战！”公孙固和周围的将士们急得直跺脚，眼睁睁看着楚军一批批安全渡过泓水。
楚军全部渡河，但尚未完成战斗队形的展开（“未既济”且“未成列”），人马喧嚣，一片混乱。
公孙固再次抓住战机，声音嘶哑：“君上！楚军虽渡过河，但阵脚未稳，队列混乱！我军居高临下，雷霆一击，仍可取胜！”
宋襄公依然固执己见，他甚至举起手中的钺，仿佛在扞卫某种神圣的教条：“大司马！‘不鼓不成列’！敌军未布好阵势而击之，是偷袭，非礼也！寡人奉行仁义，堂堂之阵，光明正大！擂鼓！待其列阵完毕再堂堂正正对决！”他坚信，只要恪守古老的战争礼仪（西周车战时代的贵族规范），就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甚至让对手屈服。公子目夷在后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君上之仁，乃妇人之仁！此战必败！社稷危矣……”
楚军主帅成得臣也被宋襄公的举动惊呆了，随即狂喜：“天助我也！快！布阵！圆阵防御！”楚军精锐的步兵方阵迅速、高效地集结成型，坚固如铁桶。
当楚军震耳欲聋的战鼓终于擂响，黑压压的方阵如同移动的森林，裹挟着毁灭的气势，向宋军高地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冲击时，宋襄公才下令擂鼓迎战。然而，一切都晚了！
宋军人数本就处于绝对劣势，士气在焦急等待和国君荒谬命令的煎熬中早已低落。面对楚军严整强大的攻势，宋军车阵顷刻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战场上，宋军的战车被掀翻，战马悲鸣，士兵像麦子一样被楚军的长戈短矛无情收割。宋襄公的亲卫队拼死保护着他，但一支楚国利箭“噗”地一声，穿透了他华丽却笨重的犀甲，深深射入他的大腿！
“啊！”宋襄公惨叫一声，剧痛几乎让他昏厥。鲜血瞬间染红了战车。“保护君上！”公孙固目眦尽裂，率领残兵拼死杀开一条血路，护卫着重伤昏迷的襄公狼狈逃出战场。宋军精锐损失殆尽，泓水被鲜血染红，战场上尸横遍野，到处是丢弃的兵器和宋国旗帜。宋襄公的“仁义”大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撕得粉碎，成了列国间最大的笑柄。
：规则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时代。固守早已过时的陈规，将抽象的“仁义”凌驾于现实成败与士卒性命之上，非真仁义，乃迂腐与残忍。真正的智慧，在于审时度势，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懂得变通与实效。
第三十章：逝去的旧梦与新时代的胎动（公元前637年 - 公元前636年）
核心事件：宋襄公伤重身亡；泓水之战标志旧贵族战争礼仪的终结；楚国北进势头加强；晋文公登场。
商丘的宫殿里，弥漫着浓重的药味和绝望的气息。宋襄公大腿上的箭伤引发了严重的感染（“伤于泓”），高烧不退，伤口溃烂流脓。曾经充满霸业幻想的双眼，如今只剩下浑浊和痛苦。床边围绕着面色凝重的公子目夷、公孙固等大臣，以及哭泣的公子王臣（后来的宋成公）。
“寡人……寡人何错之有？”宋襄公气息微弱，断断续续地呢喃，“寡人恪守……古礼，欲行仁义……何以至此？楚人……蛮夷……不守礼法……”剧烈的疼痛让他说不下去，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他至死都无法理解，自己虔诚奉行的“仁义”为何会带来如此惨痛的失败和耻辱。
公子目夷心如刀绞，他握住襄公冰凉的手，哽咽道：“君上之心，臣等深知。然……战争之道，国之存亡系焉。昔日战阵，乃贵族车战，讲礼仪，重俘获。今楚国步卒如潮，只求歼敌制胜。时移世易，君上以旧礼御新敌，犹如……犹如以华美礼服搏击虎狼，焉能不败？将士……将士们的血，流得太冤了……”最后一句话，让在场的将领们无不掩面落泪。
宋襄公浑浊的眼睛似乎闪过一丝微弱的清明，是悔恨？是困惑？无人知晓。公元前637年夏，带着未竟的霸主梦和无尽的痛苦与不解，宋襄公兹甫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黯然离世。他成了后世口中“蠢猪式的仁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名字和泓水之战，永远地刻在了旧贵族战争道德破产的耻辱柱上。
泓水之战的深远回响：
旧道德的彻底破产： “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等西周以来的贵族战争规则，在无情而高效的歼灭战面前显得无比可笑。宋襄公的失败，宣告了一个讲求形式主义、贵族风范的战争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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