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闪了一下，我没有停下脚步。走廊尽头的风还在吹，但身体已经不再发冷。我收回贴在墙上的手，掌心的汗被晚风吹干，留下一点黏涩的感觉。
转身走向更衣室的路上，脚步比来时稳了许多。镜子里映出我的脸，发丝有些乱，眼底却不像之前那样浮着一层疲惫。我把耳机摘下来塞进包里，顺手把演出服叠好放在长椅上。这件衣服不会再穿了，至少今晚不会。
第二天清晨六点，训练室的门刚开一条缝，我就推门进去。空气里还有些凉，地板刚拖过，泛着微光。我在白板前站了几秒，拿起记号笔，在空白处写下五个字：“下一站：户外舞台”。
笔尖划过白板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很清楚。
翻出随身带的笔记本，开始一页页翻看之前收藏的歌单。手指在几首慢歌上停留片刻，又划掉。昨晚那场表演像一块镜子，照出了什么能传得远，什么会被风吹散。我想起林宇说的“写首新的吧”，也想起林悦最后那句“下次不设防”。这些话不是终点，是起点。
正低头记录时，门被推开。林悦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纸页。她没说话，径直走到我面前，把文件放在我摊开的笔记本旁边。
“下周，城市湖畔音乐节，你负责开场十五分钟。”
我抬头看着她。她的眼神没有多余的情绪，也没有试探，像是早就知道我会接下。
“我可以自己定歌和编排吗？”我问。
她微微点头，“这是考验，也是机会。”
纸页上只有几行字，任务、时间、场地类型。没有附加说明，也没有建议曲目。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选曲到节奏安排，全部由我自己决定。不再是配合别人，也不是完成规定动作，而是真正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一片开阔的空间。
她走后，我重新坐回椅子上，打开手机里的录音片段，反复听昨晚清唱那段。声音有点哑，尾音收得谨慎，但情感是实的。问题是，这样的表达，在空旷的湖边，能不能被人听见？
我试着哼了几句备选的抒情歌，旋律温柔，情绪内敛。可唱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太安静了，像在房间里低语，不适合站在风里喊给人听的东西。
中午过后，关毅路过训练室。门开着，他听见我在试一段副歌，脚步顿了一下，靠在门框边没进来。
“你在用室内思维唱歌。”他说。
我转过头，他穿着深色外套，袖口卷起一截，手里还拿着一杯没喝完的咖啡。
“户外不是练声房，”他走近几步，“你得考虑声音怎么走出去。风向、地面材质、观众站位，都会影响听感。你要做的不是‘控制’，而是‘释放’。”
我点点头，脑子里突然清晰了些。
“试试有律动的歌，”他补充，“让人一听就想往前走一步的那种。你的嗓音有穿透力，别总压着用。”
说完他没多留，转身走了。临出门前回头看了我一眼，“记住，观众不是来听完美的，是来看谁敢先开口。”
这句话在我心里落了地。
下午我把所有备选歌曲重新筛了一遍。删掉了两首节奏太缓的，留下一首原本觉得“太张扬”的轻摇滚。这首歌当初只是随便录着玩，副歌部分用了高音区连续跳进，情绪直接冲上去，像要把胸口憋了很久的话一口气喊出来。
我戴上耳机，连上外放音箱，开始一句句调整。主歌降半拍，让气息更沉；副歌前加了一个短促的呼吸停顿，制造紧张感。反复试了几次，发现站着唱和坐着唱完全不一样——站起来的时候，声音更容易送出去，身体也跟着节奏自然摆动。
晚上九点多，训练室只剩我一个人。我把编排稿铺在地上，一边走位一边默唱。脚尖点地的位置、转身的角度、麦克风握法，全都重新计算。写着写着，又撕掉一张。太复杂了，观众不会注意这些细节，他们只记得你有没有打动他们。
凌晨两点，我合上笔记本，靠在墙上闭眼休息。脑子里还在回放刚才的走位路线。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不再是在“避免出错”，而是在想“怎样才能让更多人听见”。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又回到训练室。天还没亮透，窗外灰蒙蒙的。我站在镜子前，做了个决定——把复杂的编排全删了，只保留最核心的三行提示：
**简单。有力。能喊出心里的声音。**
然后开始清嗓练习。第一句我就用了比平时高半度的起音，测试远距离传播效果。声音撞上墙壁反弹回来，耳朵能感觉到震动。再来一遍，这次加入一点胸腔共鸣，让音色更厚实些。
七点刚过，音响组的技术员来调试设备。我请他帮忙接一个便携式外放音箱，模拟户外扩音环境。第一次播放伴奏时，低频有点糊，我让他调高中高频段，让吉他线条更清晰。
“你这歌打算露天唱？”他问。
“嗯，开场十五分钟。”
他打量我一眼，“那得注意风噪。如果当天有风，话筒得斜四十五度对着嘴，不然声音会被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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