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晨光总是来得格外温柔。每天清晨，我都会被甲板上的海风叫醒——那风裹着海水的咸湿，吹过船舷的金属栏杆，发出“呜呜”的轻响，像极了战争时战壕里的风声，却少了几分凛冽，多了几分暖意。我和卡特先生的航行日常，就伴着这样的风，一天天慢下来。
通常我们会在日出前走上甲板。那时海面还是暗蓝色的，远处的天际线泛着一层淡淡的橘红，像有人在天边抹了一层融化的黄油。卡特先生会靠在栏杆上，掏出随身携带的烟斗，慢悠悠地填烟丝、点火，烟雾在晨光里散开，和海雾混在一起。我则会蹲在甲板边缘，看着海水从船底流过，偶尔能看到几条银色的飞鱼，从水面一跃而起，划出一道短暂的弧线，又落回海里，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还记得在索姆河的时候吗？”有天早上，卡特先生突然开口，烟管在手里转了一圈，“那天也是这样的雾，我们趴在战壕里，连十米外的战友都看不清，只能靠喊名字确认位置。”
我点点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脖子上的银质钥匙——那是露易丝留给我的，冰凉的金属总能让我想起战争里的那些冷夜。“当然记得，”我声音轻了些，“那天汤姆还把他最后一块巧克力给了我，说他不喜欢吃甜的。”汤姆就是我后来在餐厅遇到的光头战友，那时他还是个留着短发的小伙子，不像现在，脑袋光溜溜的，只有额角一道浅疤，是子弹擦过留下的。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要么在甲板上晒太阳，要么在船舱里整理行李。卡特先生会把那张卡里姆留下的地图拿出来，铺在小桌子上，用手指沿着上面的河流线条比划：“你看这里，”他指着地图上一个小小的红点，“按之前查的资料，这里应该就是幼发拉底河附近的一个古渡口，从巴士拉到希拉城，大概要从这里上岸。”我会凑过去，看着那些陌生的楔形文字，想象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想象着空中花园的样子，心里又期待又紧张。
晚上的甲板最安静。乘客们大多回了船舱，只有几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洒在木质地板上。我和卡特先生会坐在长椅上，聊起各自的家庭。卡特先生会说起他的小女儿莉莉，说她昨天寄来的信里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孔雀，还在旁边写着“给乔哥哥”；我则会想起妈妈，想起她在码头送我时红红的眼眶，想起她塞给我那包钱时说的“别委屈自己”。每次聊到这些，甲板上的风好像都变得温柔了些，连远处的海浪声，都像是在轻声安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接近亚历山大港的那天。早上醒来时，我就发现海面的颜色变了——不再是之前的深蓝色，而是透着一点淡淡的绿，远处的海岸线隐约可见，像一条模糊的灰线。甲板上的人多了起来，大家都在收拾行李，有的乘客靠在栏杆上，指着远处的海岸线，兴奋地讨论着亚历山大港的样子。
“估计下午就能靠岸了，”卡特先生拿着一杯咖啡走过来，递给我，“我们先去餐厅吃点东西，然后回船舱收拾行李，下船后先找个旅馆住下，再看看汤姆的动向。”
我接过咖啡，温热的杯子暖了手心，点点头：“好，正好我也有点饿了。”
餐厅在船舱的二层，木质的桌椅，窗外就是海景，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桌子上，暖洋洋的。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准备下船的乘客，有的在小声聊天，有的在低头吃饭，空气中飘着黄油和烤面包的香味。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两份烤鳕鱼和土豆泥，还有几片黑麦面包。
就在我低头切鳕鱼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光头，额角的疤，还有那双总是透着点严肃的眼睛。是汤姆！他坐在斜前方的桌子旁，一个人，面前放着一盘没怎么动的牛排，手里却拿着一张展开的羊皮纸，正低头认真地看着，手指还在上面轻轻划过。
我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下意识地凑过去，仔细看那张羊皮纸——上面画着复杂的线条，有河流，有山脉，还有几个用楔形文字标注的符号，最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红点。这……这不是和卡特先生手里的地图一模一样吗？连河流的弯曲弧度，楔形文字的位置，都分毫不差！
我猛地抬起头，刚想开口喊汤姆，说“我也有一张这样的地图”，手腕突然被人拉住了——是卡特先生。他的手指很用力，眼神里带着一丝警告，轻轻摇了摇头，示意我别说话。
我愣了一下，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跟着卡特先生走过去，在汤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汤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些，“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也要去亚历山大港吗？”
汤姆听到我的声音，猛地抬起头，看到是我和卡特先生，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像被人抓了现行一样，手忙脚乱地拿起旁边一本封面泛黄的书，“啪”地一声盖在了地图上。那本书的封面我看得很清楚，是《尼罗河游记》，书页边缘都卷了起来，像是经常被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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