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
——费斯汀格法则（Festinger rule）
贵州山区留守儿童的丁满，是家里四兄妹里的大哥。有个外出打工的父亲，还有“跟别人跑了”的母亲，爷爷奶奶早已去世，外公外婆“即使从门口经过也不会进去看望孩子”。
孩子他爸在外面打工赚的也不多，孩子他妈别人‘跑了’，从来没管过孩子。
不过这也没啥见怪的，夫妻两在外面打工时好上了，生了孩子送回老家来，一看村子里这种条件就不愿意继续过了。一个村子，43个留守儿童的妈妈“跑了”，丁满家也不过是43分之一。
那年，丁满9岁，就背负上照顾3个弟妹的使命。放学走一个小时的山路、还要像杂技演员一样爬一小段跨桥的锁链。回到家，一听见小弟弟在哭，他就扔下书包把弟弟背在背上抱抱哄哄。比起复习功课和做作业，他更重要的任务是烧柴、做饭，给3岁的四弟换尿布、帮5岁的三妹擦鼻涕，还要有7岁的二弟可以搭把手，洗衣服、收拾房间，不然他可能会因为过度劳累而得了“幼儿早熟抑郁症”。
亏得村头的一亩三分地，让他们还有点收成，虽然平时伙食就是稀饭和盐巴。不过比起其他在街头流浪的小伙伴来说，已经好多了。
偶尔过来串门关心一下他们死活的邻居，和他说起爸妈，丁满总是瞪着大眼睛一脸的漠然。他不记得爸妈最近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平时跟父母也联系不上。
在这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偏远一隅，计划生育什么的，都是扯淡。不要说二胎了，生个足球队也没人管你，只要你养得活。可惜，事实往往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孩子养不活，总要有人管吧。因此也苦了政府的一众干部们。他们的小镇总共有1620名留守儿童，108名镇干部和84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11名留守儿童。镇长周东自己也承担了定向帮扶两户留守儿童家庭的任务，9月末的周日，忙完镇上的其他工作，去隔壁村里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然后一家访，就变成了“治水的大禹”，隔三差五回不了家，只得苦笑自己儿子也成了留守儿童。
不过一般说来，家访也就是工作人员过来“聊一句、拍个照、交个差”，并不会有不实际的“送钱、管饱”的美事。
不过，这也不好怪他们。毕竟村支书每月工资是1200元。其他村干部大概是800元。政府对村里留守儿童工作的支持，基本上体现在项目和对户的救助上，比如建寄宿学校、发展养殖产业等，并没有给村干部相关工作经费。
所以，带乌纱帽的也没有余粮，丁满年纪虽小，还是懂的。他懂，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对自己好，就算是父母也不欠自己什么，如果被施恩了，应该感恩，万一没有任何获得，也不应该抱怨，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必须靠自己。
于是，丁满兄妹和其他同村的留守小伙伴一样，每天该放牛的放牛、该种庄稼的种庄稼、该做饭的做饭，一个人做起了弟妹和自己的监护人。
丁满以为他会一直这样放牛、种庄稼、做饭、照顾弟妹直到老死在村子里，直到12岁那年的春节。
那年庄稼歉收，紧巴巴的冬天已经没米下锅了。除夕，丁满想让弟妹吃顿饱的，于是兄妹四个到镇上街头觅食。
还记得，到卖土豆的流动小摊前，四弟看着土豆直流口水，向女摊主央求道，“娘娘，快点整碗土豆给我吃，我太饿了！”。等不及对方盛，小弟就用竹签急急地在滚烫的油锅里戳土豆往嘴里塞，一口气吃了四五个小土豆。那个烫嘴的模样，到现在他还记得清楚。
那晚，天黑路冷，他们决定在镇上留宿一宿，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处拆迁工地旁边的垃圾箱可以窝一个晚上。
寒风凛冽，为了取暖，他们找来一些柴火，在垃圾箱里点起了火堆，四个人拍着好久没有胀起的饱肚皮，有说有笑地谈着土豆的美味与咸淡，然后晕乎乎地睡去。
梦中，丁满似乎看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笑着教他用柴火来实现所有的愿望，比如让弟妹吃到饱的白米饭、比如一张舒适的软床、比如变得平坦无比的上学山路、又比如带着微笑和一大堆礼物回来的父亲母亲……
但梦就是梦，第二天，当丁满头痛欲裂的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中，他的愿望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失去了三个最亲的弟弟妹妹。
没错，垃圾箱里取暖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只有年龄最长、身体最结实的他幸免于难。
太平间里，他盯着弟妹三人的尸体，想哭又哭不出来。
最后，他还是流泪了，因为生离死别的亲情，更因为对自己丑恶内心的恐惧——没有了需要照顾的弟妹，他居然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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