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薨逝，于大贞朝堂而言是国本动摇的惊天大事，于民间市井却成了拍手称快的谈资。
消息传出，街头巷尾顿时议论纷纷。
率先沸腾的声浪里，都说太子是触犯天条遭了报应——昔日为炼丹求长生，竟敢从阎王爷手中夺寿，分明是活腻了，才惹得老天爷一个不快，提前将他收了去。
紧接着，另一桩说法也不胫而走：太子为炼丹害了无数幼女性命，冤魂怨气冲天，搅得地府不宁，阎罗王特准她们上来索了太子魂魄。他死那夜暴雨如注，便是枉死幼女泣血的泪。
更有些身着长衫、在茶楼酒肆间高谈阔论、状似通晓朝局之人，将矛头直指赵王，说这乃是皇子内斗之果。三皇子有定远侯支撑，四皇子得魏国公府相助，太子虽有成国公与武安侯两座靠山，奈何两家皆明哲保身，太子党外强中干，毕竟谁愿辅佐一位暴戾凶残的储君呢。
议论能精准至此，显然是有心之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短短一日，宫中的消息便颁告天下，快得异乎寻常。
庆昌帝下诏，将太子之死定性为‘急病暴毙’，全文仅以八字概括——‘储君薨逝，实出意外！’可谓言简意赅至极。
这明显不合礼制。
依照旧例，此类诏书至少需加上“忽遭疾疫，医药罔效”或“闻逆贼作乱，惊怒交加，旧疾骤发”等缘由，以安民心。宫中传出的消息是——庆昌帝深陷丧子之痛，全然无心斟酌诏书细节，就连以往必定大书特书的太子贤德，此番也只字未提。
诏书如此反常，足见庆昌帝悲痛之深。
然而，紧随这道明发天下、旨在安抚民心的诏书之后，发往各部院衙门的指令却内容详尽、措辞冷峻。
朝臣们接到的的旨意，是庆昌帝任命梁王为总理丧仪大臣，并以礼部、翰林院官员为辅，协理太子丧葬。同时，又命梁王主理太子遇刺一案，且将其与正月里的曹如意灭门案并案审理，另遣都指挥佥事掌刑卫司事的傅鸣、左佥都御史许正为副手，美其名曰“三司协查”。
此番安排，朝臣们心下了然，皆已看透陛下心意。
所谓丧仪，梁王不过是块被高高供起的金字招牌，一应具体事务，自有礼部官员操持，连祭文也由翰林院代笔。
至于追查真凶，更是镜花水月。
曹如意一案拖延至今，真相未明，效用却已达成——便是将太子牢牢钉死在“妖丹案”的耻辱柱上，纵使他死了，民间仍视其为炼制妖丹、天理难容的昏聩之人。
这一番轰轰烈烈的操作，看似声势浩大，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终将了无痕迹，悄无声息地收场。
接下来的举措，意图更为明显。太子的葬仪虽规制崇高，过程却大为缩短，处处透着仓促。庆昌帝下旨，京师辍朝五日，天下官员斋宿二十七日，宗室命妇依制哭临。
这“五日之期”掐得极准，恰是礼法允许的最短时限。要知道先帝时太子薨逝，辍朝长达二十七日，哀荣备至，几乎与帝王同礼。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更耐人寻味的是谥号——按例，此等郑重之事本应由礼部草拟、君臣共议，此番庆昌帝却乾纲独断，亲自钦定了“怀昭太子”之号。
“怀昭”二字，看似褒扬，细品之下，却更似一种明晃晃的贬斥。太子生前之行，与“明德有功、容仪恭美”的“昭”字何曾有半分关联？这看似哀荣的谥号，反倒成了一种无声的讽刺。庆昌帝这般钦定，与其说是痛惜，不若说是透着骨子里的厌弃与敷衍。
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棺椁与陵寝的安排。
依制应有的金丝楠木梓宫，被庆昌帝一句“务从俭约、俯顺祖训”降为了沉香木棺；陵寝则更为仓促，竟是限期三月修缮前朝废太子的旧陵。明面上是体恤民力、秉持仁孝，实则无一不是在贬损丧仪的规格。
朝臣们对此自是心领神会。
陛下对太子之死的态度绝非哀痛，而是急不可耐地要抹去其存在。一个无功无德的太子就此“俭葬”了事，倒也省却了大家的麻烦，众臣乐见其成，自是无人愿意深究。
可皇后对此，万万不能接受。
初闻太子死讯，她如遭雷击魂飞魄散，跌跌撞撞奔至东宫。一见太子那死不瞑目、血肉模糊的尸身，当即惨叫一声，晕死过去。
再醒来时，神智已近癫狂。
皇后一步不肯靠近太子，拒不承认那是自己的儿子，厉声咒骂其为“妖物”，转而广召僧道法师，日夜不息地诵经作法、设坛招魂，声嘶力竭地哀求上天将儿子的魂魄还来。
随之而来的，是疯狂的迁怒。她下旨将东宫所有宫人尽数杖毙，血染宫阶，癫狂地宣称要以这数百条人命为祭，向上天换回太子一命。
闹了整整三日，庆昌帝不闻不问。
三日期满，法事无功，太子仍未回魂，皇后心中最后的希冀彻底破碎，她不吃不喝，醒来便嚎啕痛哭，直哭到喉咙泣血，力竭昏睡。片刻醒来，复又痛哭，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眼泪流干，眼眶里再也榨不出一丝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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