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随口问：“听说那边不太平？”
司机一边拐弯，一边咂嘴：“两年前还出过命案呢。以前是桐山煤厂的附井，后来搞什么‘转型开发’，骗了不少人钱。那废彪，就是搞这事的头头之一。”
“你认识他？”
“年轻时见过，甚至在麻将馆里遇到过，还当过保安。胳膊坏了，打起人来眼都不眨——狠角色。”
车厢内的气氛突然安静了下来，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这段过去。
乔伊低声询问：“五矿几个出入口，哪条最隐蔽？”
司机瞥了她一眼，声音略低：“主路是大门，还有一条货车道，从边上老厂房通进去，铁链锁着，但人能钻过去。”
他们在货车道外下车，徒步绕至厂区后方，踩着碎砖和煤渣，从一条废弃的输煤槽管道爬进了五矿厂房的边缘地带。
五矿，犹如一头年老的猛兽，腹部空洞，肌体腐败，锈迹爬满了管道与门框，连风吹过的声音都带着一股令人不安的嗡鸣。
它不仅仅是一个废弃的矿区，对于桐山人来说，它是一个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说不清也管不明的灰色地带。
地理上，它卡在三省交界线上，距离主城区半小时车程，四周丘陵环绕、道路狭窄，曾是煤炭运输的枢纽。但随着煤炭整顿政策的推行，私矿关停，这片区域却成为了一个没人愿意接手的烫手山芋。
“那地儿是你们市边缘，不归我们省管。”
“地理是你们那头的，行政怎么能算我们头上？”
这场关于五矿的扯皮持续了十几年，最终的结果是——谁都不负责，谁也不想惹的死角。
而废彪，正是在这种“无人问津”的夹缝中扎下了根。
他没有煤矿资质，也不是技术出身，但他有三样东西：
一支由混混组成的“保煤队”——三十来人，出身五花八门，每个都是狠角色；
一批被正规矿裁撤出来的老工人——他们有技术，却无处可去，只图一口饭吃；
几位乡镇边缘的干部——虽然不上台面，但关键时刻能打个招呼。
有了这些支持，废彪在五矿外围搭起了一个“简棚式”的煤窑，每天三班倒，昼夜不停。不需要资质、不报备、不纳税，工人连名册都没有。
煤炭一车车地往外拉，全部是劣质混煤。他的客户是急着出货的小型砖厂、水泥坊和乡镇炼钢炉，价格低，装得快，来钱快。
出了事故，埋了人，他照样装聋作哑；拖欠工资，发米面顶账；一有风吹草动，厂门紧锁，废彪就缩进后院的铁皮屋，唯一的警告是：“没人出事，就别多问。”
然而，2001年春天，煤炭市场突然断崖式下滑。桐山突降几场春雪，道路泥泞难通，几个下游客户违约，拉煤的车断了线，煤堆积如山，占了三个料场，转运不出去。环保巡查频繁，市里也发文限行，煤卖不动了。
废彪怒不可遏。他停掉了饭堂、减掉工时，甚至连看门的都打算裁。
就在这时，一个“老熟人”给了他一则消息：“你不是当年和王江海一起搞过三号井吗？现在他又在搞‘回矿计划’，还带了科技团队下井。”
“王江海”三个字仿佛猛然敲在废彪的脑门上，血液瞬间涌上头顶。
这些年，他不碰、不提，但心里从未忘记。当年他拿出了30万现金与王江海合作三号井，约定了“先投后签”，后续运输权和设备分红全靠它。
可结果，三号井出了事故。王江海第一时间撇清关系，退钱、删账、解约，干净利落，仿佛从未有过合作。
废彪那时哑口无言，只记住王江海的一句话：“钱退你了，合同自然作废。”
这笔账，废彪始终记在心里。尽管他不懂合同法，但他明白：那是名义上的退钱，实际断供。
这一次，废彪不再冲胡静，他要冲的是王江海。
他让光头打听到，王江海派了一队学生模样的人下井，设备正规，行动专业。虽然他不懂“Ω场”是什么，但他知道：“王江海又要搞大事了。”
于是，废彪照旧派人去冰场试探，做出一个小动作：“陪滑”。表面无礼，实则是看谁出头。果然，王江海现身了。
胡静被带到五矿——四号仓，一个早年废弃、无监控、易守难逃的旧仓库。
废彪没有动手，也没有骂她——他只是静静等着一个人，一个电话——“让王江海亲自来——旧账，该算了。”
陈树从背包里取出改装后的“树一号”——一枚只有半个打火机大小的自制监听器，黑色外壳，绝缘胶缠得严严实实，轻巧得足以藏进内兜。
他插上耳麦，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如果胡静的手机还在她身边，我可以尝试发送短波诱发她的手机震动。”
乔伊蹲在他旁边，盯着他的动作：“你确定可以？”
陈树没有抬头，声音冷静而低沉：“功率设得很低，除非对方使用专业的无线扫描仪，正常情况下不会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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